论文大数据技术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该文是关于大数据技术相关论文范文与现代化和大数据技术和治理相关毕业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舒前毅（1976—）,男,江西上饶人,哲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摘 要〕大数据技术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新机遇,促使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乃至行政组织结构等发生新变化.它将有效推进国家治理手段现代化,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它也会带来民众隐私泄密、“数字鸿沟”和“数字异化”等新挑战.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数据时代,中国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国家治理的新策略.
〔关键词〕大数据技术；国家治理；“数字鸿沟”；“数字异化”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6)06-0050-06
历史上,每一次科学与技术的重大革命都会引发社会生产力的井喷式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进而促使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包含国家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的剧烈变革.正如马克思所言：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伴随大数据技术的开发和日渐广泛使用,人类跨入了不同往史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已初步展示出对生产力发展的新一轮驱动效应,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也逐步来临,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最新变化正逐步传导到当代各国国家治理理念、治理能力与治理机制的转变中.本文拟对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我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策略等提供一些有益启思.
一、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大数据”（big 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大到无法利用现行主流软件工具,在一定的时间内实现收集、分析、处理或转化成为帮助决策者决策的可用信息[1].大数据技术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新机遇,将会促使国家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乃至行政组织结构等发生新变化.
（一）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现代化
大数据技术以其独特的超大样本（全样本）、相关性分析和快速处理等特点,对推进国家治理理念的创新提供了新机遇.
1.由小样本抽样预估治理转变为全样本全过程透明治理.在小数据时代,政府由于搜集、分析数据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实现全样本覆盖,一般采用小样本抽样统计法,即通过抽样分析去预估治理对象的“全貌”,这就“迫使政府放弃擅长的以宏观数据把握主流导向的治理模式转而聚焦微观数据来预估整体结果的治理模式”[2],即“抽样数据——局部分析——全貌预估——预估治理”的模式.比如工商行政部门对药品企业的药品合格率检查大多是随机抽样检测法,即从受调查药品总量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样本开展合格性检测,并以这个检测样本的合格率去预估整批药品的合格率.这是一种概率治理或预估治理.
大数据技术依托其庞大的云存储数据库和空前强大的云计算能力使上述药品检测之类的社会治理问题有了更优的解决路径,可由全样本检测代替随机抽样检测,进行全过程透明监测治理,覆盖所有受检样本.而且,随可视化技术、条形码扫描技术和患者信息反馈技术等的普及性使用,工商行政部门可对药品生产、使用和反馈的全过程数据链密切跟踪、透明监测和瞬时分析,极大提升药品监测治理的效度和可信度.大数据技术从根本上把模糊治理、预估治理推进到了全过程透明治理的新时代.
2.由政府主导固化型治理转变为多元共治动态型治理.在前大数据（小数据）时代,民众参与国家事务治理的渠道非常有限,政府要收集全部民意花费高昂,既不可取,也不可能.因此,往往借助于大型会议以协商统一各方意见,形成会议决议等文件的形式,然后由政府主导并强力贯彻,这是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能力不够发达时代,较为有效的治理方式.然而,这种“政府主导治理”毕竟弊病较多：一是政府强力贯彻的决议文件虽是遵循政府与民众协商的结果,但这基本依据的是多数制原则,而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少数民众的个性化诉求,没有具体对象具体对待.二是民众的利益诉求也不会长久固定化,而会处于动态、多元变化之中,政府往往不能及时顺应最新民意,日积月累,形成一条横亘在政府与民众间的信息鸿沟.三是单一政府治理易于偏离政策执行的初衷,民众易处于“被代表”的境地,民众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而在大数据时代,政府不再追求单一主导,更愿意在多元化参与中探索国家治理新模式,即是以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共治模式[3],如借助物联网、互联网以及移动通信平台等,让民众多样性的经济和政治诉求得到有效表达.民众还可通过现代网络、移动通信平台等监督政府施政,及时反馈政府治理的实际效果,并向政府建言献策.这种多元共治动态型社会治理是顺应大数据时代趋势的.
3.大数据相关关系分析推进国家预防型治理.传统上,人们认知、分析世界事物常是因果关系思维方式,由既成事物的结果探究其原因,这是一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透过现象入本质的事后诊断,相反,却较少依据生成事物的常规原因推定其可能结果,因为样本量过少,准确性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分析的对象就像一只黑箱,要剖开黑箱找寻本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操作性.长期以来,政府在处理社会事务时,多半采用因果关系思维方式,主要采取谈话、问卷调查、听取汇报的形式获悉事件原委,然后经由开会商讨、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提出解决措施.这为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提供了相对有效的治理路径.
然而,大数据技术挖掘的是事物及其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这种高准确性的大样本数据相关关系分析可有效克服后者低准确性的小样本数据因果关系分析,这为构建国家（社会）危机预防治理机制提供强大技术支撑.所谓“相关关系”是量化两个数据值之间的数量关系[4],挖掘其中的数据关联度.它更倾向于通过识别有效关联物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个现象,而不仅是揭示其内部运行机制[5（] P97）.在大数据时代,万物皆可数据化,而且基于大数据相关关系分析而生成的结论或趋势呈现为一种非结构性的随机点状放射型结构,这就给分析者提供了各种超前想象与预判空间.比如政府部门想要构建对社会危机事件的超前预警或干预机制,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对网民们在互联网上高频搜索的某些热词或对某一政治热点问题的关注度变化、情绪变化等开展相关关系分析,可提前预判某地区网民们是否会发起网络或现实的件的可能,从而可以提前安排防范性措施,避免事态严重化,把社会危机消解于萌芽状态.
有必要指出的是：大数据技术的相关关系分析只是一种无限接近于真实事件的高概率预判,仍不可等同于客观事实本身,特别是循法依规的场合,更不能直接视为依据或证据使用.因此,现代国家（政府）治理除了需要掌握依托大数据由已知预判未知的相关关系思维,依然要结合传统在既成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思维方式,融会各自优点,取长补短.
（二）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
在小数据时代,社会事务往往是政府“包干管理”的,政府是行使社会管理或国家管理职能的单一主体,政府在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扮演着“家长”的身份,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发挥着终局性的作用.政府行使这种管理权限是仰赖于行政部门长期颁布的系统性行政法规或由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多数意志审议通过的法律来约束每一位成员而实现的.而且政府及相关公共管理机构想要搜集与分析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诉求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外加大量社会数据信息结构化分布与部门化隔离,使得政府对全面民情数据信息的获取难上加难,因此,国家及政府制定出来的法规、制度只能近似反映出多数人的意志,容易造成对少数意志的忽视与压制.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推广使用使人类对信息数据的全面搜集、占有、分析和预测能力都超越了一切过往时代.大数据技术核心优势有三方面：数据信息采集的庞大全面性、数据信息分析的深度相关性、数据信息反馈的高度迅捷性.而这三方面优势必然促成现代国家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
1.大数据信息采集的全面性使得纳入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成为可能.小数据时代,由于信息沟通不畅,普通民众常因发声渠道过窄而不可避免存在“被代表”的现象.例如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政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其组织结构是: 由人民推选出县乡级人大代表,再由县乡级人大代表推选出市、区级人大代表,然后逐级推选出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发声.这在小数据时代是切实有效的民意诉求表达机制,它能有效集中大多数民众的集体意志,但少数民众或个别民众的合理意见不可避免会被忽略或湮没.
在大数据时代,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方式可实行双轨制,即在继续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集中多数民意的同时,可通过创设更多网络化、可移动化的民众个体利益诉求、建言和监督平台,政府可以采集更全面、更准确的民众信息,既可获取多数民众聚焦点,确定治理重点,又可兼顾少数民众的特殊关切,对症精准施策.在互联网、现代移动通信和现代社交平台（如微信、微博、微说说等）里,民众个体无时无刻不在传达自身意愿,政府各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在日常运行中也都会积累起海量信息库,这些信息都可被全面搜集和整理.
2.大数据信息分析的深度相关性使多元主体参与的国家治理更为科学.大数据技术的优势不仅仅体现于信息采集的庞大数据量,更在于其依托的强大分析计算平台,如云计算和云处理技术.大数据技术分析遵循的是数据与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逻辑,而非因果关系逻辑,因此,通过对那些大量混杂的、貌似毫不相干的数据信息进行相关性分析,可以突破人们原先的视域所限和因果逻辑所限,对社会各行业间、各部门间和各类群体间的深度相关性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必将为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多维的施策选项和更高效的施政效率.
3.大数据信息反馈的高度迅捷性使得纳入多元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成为趋势.大数据技术的强大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使得信息反馈的速度和效率空前加快.前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中基本以政府惯常施政经验（包含累积的多数民众意见）来决策,而不能更及时、更多元的使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到国家治理中来,深刻的原因在于：即使获取了大量庞杂的民众意见诉求,由于数据分析与处理技术的落后,也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数据分析、挖掘,更难以向如此大量的民众一一提供及时信息反馈.而大数据时代里,民众可以实时同步参与国家与社会治理活动中,可以实时跟踪治理的全过程,可以及时获取治理的信息反馈,这使得治理过程、民众参与过程高效、透明,这种“联合体式”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大势所趋.
（三）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及其运行现代化
“大数据”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密集型的数据分布,二是非结构化的数据挖掘.拥有这两大基本特征的大数据技术可推动国家治理结构作出全新调整.1.由以往政府决定型的结构化治理转变为以政府主导、多元共治的平权型非结构化治理.因为在大数据时代,各类数据（包括政府与个人）交互呈现非结构化（平层化）特点,这显然与政府决定型的结构化治理格格不入.非结构化的数据实际上会赋予原始数据更多生动的意义,这为治理主体把握治理客体的提供许多全新认识.以我国每隔十年开展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为例,它要求社会成员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表格依次填写基本信息,然后交由统计部门汇总,形成统计结果.这种自下而上的树形统计方式在小数据时代无疑是切实可行的,但在大数据时代,便日渐显示出其不足.首先,此种人口普查方式一般要求调查对象按照规定填充结构化的数据信息,而往往忽视对调查对象个性化信息的搜集.其次,需要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其所得出的统计结果时效性也较差.因此,在大数据时代里,倘若政府在治理过程换思路,由政府决定型的结构化治理转变为非结构化的多元共治,那么治理效率将会极大提升：政府可以根据居民在银行上预留的基本信息、在互联网上购物时留下的数据足迹,得出居民相关信息,并根据相关关系,挖掘出更多非结构化的数据信息,这会极大促进对我国人口总体状况、区域差异状况、性别差异状况和年龄结构状况的更完整认知.
2. 由现放性治理结构取代传统封闭性治理结构.传统的国家治理结构是以政府为核心,采取自下而上传递民众诉求的层级化科层制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中,政府部门与民众缺乏广泛直接对话的通道,造成民众意见与诉求在层级化传递过程中,容易被选择性采纳或遗忘.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必然要求政府治理机制作出与时俱进的转变,以开放性治理结构取代传统封闭性治理结构,拓宽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保障民众利益诉求及时、准确、有效传达与反馈,使政府治理高效、透明.以网络社交平台研发专长的腾讯科技公司与政府环保部门联合在其微信社交平台中推出“城市服务”品牌栏目,鼓励民众在日常生活或走街串巷中,随身用手机或其他摄像器材拍照记录周围环境污染情况,并通过微信平台向环保部门投诉,保障环境安全.通过引入民众力量参与环境治理,增强了政府对环境污染的实时监测力度,创设了一种开放性治理结构,既扩大了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也提高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实效.
二、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大数据技术推进国家治理手段现代化
传统国家治理一般关注两类实体对象：一是普通民众个体；另一是各类社会事务,涵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伴随大数据技术兴起,“一切皆可‘量化’”[5（] P97）,国家治理可实现由对对象的即时性在场治理跃变为对对象的数据采集与分析的全过程信息化治理.
1. 大数据技术使社会治理实现全程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民众个体的日常行为都会以数据的形式留下“蛛丝马迹”,而且都会被记录在册,并被大量存储在移动硬盘和互联网云端等地方被纳入总数据库之中,由此便产生了可全过程追踪的个体数据足迹,每个个体无时无刻不是数据生产者,如此这般,国家对民众个体的局部、断续性治理便可转化为动态化数据追踪的全方位和全过程透明治理,从而可以有效防范先入为主的惯性治理和耗时耗力的低效度治理,而这在小数据时代是难以实现的.如在小数据时代,机关侦破案件一般根据案情线索摸排调查所有嫌疑对象,核对所有嫌疑对象的身份信息（住址、籍贯等）,甚至采取长期驻村定点监视,结果可能毫无收获,这会造成大量警力、物力消耗.而在大数据时代,警方可根据大量可视化、数字化设备记录的犯罪嫌疑人的“蛛丝马迹”,通过大数据云计算能力和相关关系分析能以最小代价来缩短案件侦破时间.
2.大数据技术使政府办公实现电子政务化.在小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行政审批主要体现在“公章数量”上.一个企业想要获得某项行政许可经营权,需要踏遍十几家或几十家权力交错的部门机构以求通过行政审批.部分企业为了避免贻误投资良机,缩短审批时间,行贿政府官员事件就会屡屡发生,甚至还有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主动寻租现象屡禁不绝.传统行政部门之间的科层结构设置,不可避免会给企业带来巨额发展成本.伴随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上述问题在技术上会迎刃而解,不同政府部门间可通过互联网办公软件实现扁平化快速对接,构建“互联网+政务”的电子办公模式,使行政审批简约化、透明化,企业发展成本降低,投资时机不再贻误.
3.大数据技术使政府文化保护实现数字化.在前大数据时代,传统文化与传统技艺传承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国家（政府）一般采取为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申请省级、国家级和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以引起民众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及时关注,这些举措确实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长久以来对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传承与保护在力度、范围和效果上都非常有限,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传统文化技艺依旧在快速消失,传承的老大难问题未有根本改观.而伴随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拥有了现代技术手段可从根本上上述传承的难题,如将民间传统文化与技艺录制转化为现代数据信息作品,依托现代网络媒介、移动掌上媒介传播,让它们在普通民众中引起共鸣、关注和保护意识,充分发挥现代数据信息技术对传统文化技艺保护的可复制性、低费用性和传播的跨时空性等特点,以采之于民,传之于民的方式实现可持续传承.
（二）大数据技术提升现代国家治理能力
大数据技术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1.大数据挖掘技术利于全面考核、监督和改进行政机关效能.一般来讲,挖掘大数据的方式有三种：一是通过贝叶斯网络（Bayesian Network）给在实现政务服务中出现的复杂因果关系赋值,进而挖掘出政务大数据中数据间的概率关系,达到在不同类型考评指标之下综合评定政务工作人员服务素质的目的.比如综合公民对政府公务员的评价指标（工作态度、工作效率、服务意识等等）,并赋值测试考核指标的权重,实现对政府公务员的全面评价.二是决策树型（Decision Tree）挖掘方式,它是一种通过利用归纳推演,逼近离散值函数的方法,以此挖掘“噪声数据”中的规律.在小样本时代,公民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评价,大多集中在“满意”或者“不满意”两种.但在大数据时代,这种决策树型的挖掘方式能够在“满意”这个评价指标下,挖掘出更多“子项”,即具体指出公民对政府公务员的满意指向,如对工作态度、服务热情、服务效率等等.这就有助于政府公务员发现具体不足和服务有点,发挥民众的监督功能.三是BP神经网络（BP Neuron Network）,又称反向神经网络,它是一种高度非线性的映射能力,最大优点在于学习能力.通过模拟公民行为主体,实现个人行为数据化.此种挖掘方式应用于政务服务中,能让公务人员在数据平台之上模拟“数据公民”出现的显性或潜在的诉求,促进行政主体和客体的双向互动交流,增进政务的服务效率.
2.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政务数据,有利提升政府感知民众诉求的能力.民众的多元利益诉求会隐藏在大量的国家政务数据库之中,这些数据库就如同一座座神奇的矿山,可以反复被挖掘,价值连城.长期以来,由于数据处理能力低下政务数据库在履行完某种特定行政事务之后,即被束之高阁,甚至被当作“数据垃圾”遗弃.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政府具备了将政务数据库变废为宝的能力,因为政府这些日常办公中生成的密集型数据库潜藏着大量“民意”,这便为人民政府感知民意提供了最可贵的数据宝藏.政府通过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强大数据挖掘能力,可较为精准了解民众的“喜怒哀乐”及其他生活偏好,特别是对民意反映较为强烈的社会焦点问题有了提前预知、处置能力,将民众积怨消解于酿成群众性事件之前,而这种社会公共危机预前处置能力正是现代国家治理中迫切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
3.大数据技术消除“信息孤岛”,提升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强烈要求消除“数据孤岛”现象,因为没有了海量数据,大数据技术强大的计算、分析和挖掘能力就没了“下锅的米”,而政府部门在长期的政务处理过程中必然积累了民众信息登记、资源调拨和管理调查等方面的海量数据,这些信息数据正如上文所言,在政府处理完相关政务之后,常年被封存或遗弃在档案纸堆里,造成数据财富这种社会公共资源的惊人闲置.政务数据相当一部分涉及社会公共事务日常管理数据,为了提升政府面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服务能力,“首先便是打破信息壁垒和‘孤岛’,构建统一高效、互联互通、安全可靠的国家数据资源体系,打通各部门信息系统,推动信息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等信息惠民工程,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6]加快推进政务数据在政府各部门之间横向、纵向的互通、共享,从而使得行政部门间的物理界限逐步变得模糊从而提高职能政府向公民推送更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数据技术消除行政部门间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仅仅是提升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的一个基本前提.大数据技术对政府社会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更为革命性的改变则在于它将依托其强大的数据搜集、分析能力把传统的无差别化、低效率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跃变为个性化、高效化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助推政府向民众提供更优质服务.
三、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面临新挑战
从辩证的视角看,大数据技术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既给国家治理带来诸多机遇,也给新时期国家治理带来诸多新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
（一）国家治理面临民众隐私保护新难题
大数据时代,数据中潜藏着巨大价值,这会导致数据被高频率地挖掘利用,如公民会在日常生活或网络社交中不经意留下一些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信息,而这些信息将会被数据挖掘者反复利用或海量扩散.如公民在与国家政务部门交往时,总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能够证明身份的数据信息；如公民在当地的民政部门*助学贷款时,被要求出示*明身份的数据信息；如公民去学校*入学登记时,被要求提供证明学生身份的数据信息等等,这本无可厚非,但在大数据时代,这些填写下的身份信息可能会导致日常电话干扰、电信诈骗和性别、年龄、收入等隐私信息泄密等一系列生活问题.我们经常听到或看到这样的新闻:某某即将入学的大学新生因被泄露,莫名收到来自冒充学校人员的精准诈骗.总之,在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的大数据时代,涉及公民隐私的数据信息变得越来越难以保护,因为数据搜集者、挖掘者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数据生产者（如普通民众）则多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中必须要思考、制定新的社会规范和相关法令,与时俱进地化解民众隐私权保护的新难题.
（二）国家治理面临“数字鸿沟”的新挑战
所谓“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一种技术鸿沟（technologicaldivide）,即先进技术的成果不能为人公平分享,于是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情况”[7],因为在大数据时代,有能力从事海量数据搜集和挖掘的主体首要条件是必须足够富有,不管是个人抑或是社团机构都需要花费数额较大的数据搜集和数据挖掘经费,这会导致富有者可以凭借自身强大的经历能量利用大数据技术肆无忌惮地搜集普通阶层民众的数据信息并充分挖掘其中的商机与财富,而普通阶层民众对富有阶层却基本无“还手之力”,而广大普通阶层民众则不可避免地日益成为对方免费的数据生产者.如此这般,掌控强大资本的一方,完全可能在大数据时代掌控“数字霸权”,这个掌控者在国际关系中可能表现为一个掌控数字霸权的新帝国,在国家治理内部可能表现为掌控数字霸权的超富裕阶层.因此,我们有理由推定：在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无论在国内问题治理上,还是国际问题处置上都会面临因“数字鸿沟”而带来的诸多新挑战.
（三）国家治理面临“数字异化”的新挑战
近些年,“唯数论”逐渐成为学界探讨的新热点.对“唯数论”持肯定性观点的研究者们从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数是万物的本原”出发,论证世界的本原是数,并引用波普尔关于物质的三重划分将“数据”界定为物质性的存在.他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将人们带入到“世界万物皆可数据化”的逻辑中去,形成一个渗透现实所有领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但哲学上说的“物质”只能是从万事万物中抽象出来的共同属性,而不能是某种外在的物理形态、物理属性或物理结构.世界万物皆可数据化不能等同于世界万物就是数字本身,数或量是对事物外在物理属性的一个客观描述,是现实具体的某种物理属性,而不是抽象出来的共同属性,因此坚称“数”是万物的本原就倒退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认知层次.
学理争论是一个学术问题,然而,一旦“唯数论”这种思维方式被广泛应用到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之中,应用到对人的价值的衡量上,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数字异化”的后果.“唯数论”将无视一切生命个体的尊严、价值和基本人权,一切尊严都可以用（货币、财富）数字来丈量；一切个体的梦想和希望都会被无情的数字击溃；一切基于个体社会保护的基本权利都可以被物质化数字买断；一切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都可以被财富数字冲破.大数据时代的国家治理不得不面对这种“数字异化一切”的时代难题.
四、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的中国策略
大数据技术对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给当代国家治理带来了诸多新挑战.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大数据时代,中国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国家治理的新策略.
（一）创新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中国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中国国家治理的理念、政府的行政组织架构和治理主体变化等方面都亟待创新突破.具体来说,在国家治理理念上,我国需要借助大数据技术大力倡导透明治理、动态治理和前置治理理念,同时摒弃模糊治理、单一固化治理和补救式治理的传统落后治理理念.在政府行政组织架构上,要着力构建平权协同型组织架构,改变传统垂直领导型组织架构.在治理主体上,要大力推进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集思广益、博采众长.
（二）提升中国现代国家治理能力
我国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努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一是大力改进现代国家治理手段,如采用数字化设备实现治理过程的全程信息化,推进政务电子化*,推进政府在文化传承、文物保护的数字技术应用等.二是努力培育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全面考核、监督和改进行政机关效能；深度挖掘政务数据,有利提升政府感知民众诉求的能力；消除“信息孤岛”,提升政府的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等[8].
（三）构建数据使用规则,消解治理难题
大数据时代,国家治理会面临民众隐私保护新难题,会面临“数字鸿沟”和“数字异化”等一系列新挑战.我们认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不能处于无序状态,需要制定有强力约束性的规制体系.构建大数据规则体系可从如下三面着手：一是从宏观上制定未来大数据发展规划,如指定大数据人才培养、储备机制、完善大数据安全制度、指定颁布大数据法律法规等；二是规范大数据技术标准,形成统一数据共享口径,以便大数据的传输、共享、交易的过程中形成技术性参照,避免“信息孤岛”的产生.三是要制定数据搜集、使用补偿机制和定期审查追责机制,避免民众隐身权受侵犯,避免因“数字鸿沟”演化成贫富鸿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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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郭建锦,郭建平.大数据背景下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6 ）.
[4]L. Floridi. Big data and their epistemological challenge[J].Philos. Technol.,2012,（25）.
[5][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刘德宾.李克强指令：国家信息化先破政府信息“孤岛”[EB/OL] .http://news.sina.com.cn/china/xlxw/2016-12-08/doc-ifxypipt0601451.shtml.
[7]邱仁宗,黄雯,翟晓梅,等.大数据技术的*问题[J]. 科学与社会,2014,（1）.
[8] 田华. 从管理创新转向治理创新要纠正的若干实践偏向[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5,（3）
（责任编辑叶剑锋）
归纳上述：此文为适合不知如何写现代化和大数据技术和治理方面的大数据技术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大数据技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摘 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涵丰富,体现着深刻的价值意蕴 国家治理现代化以社会主.
2、 大数据技术在传统银行中的应用 摘要现阶段大数据技术发展的如火如荼,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对传统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通过介绍了银行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大数据技术在银行业应用的背景,在此基础上描述了大数据技术的基本概况以及银行业.
3、 大数据和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厦门实践和 当前,在大数据、信息化深刻改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新时代条件下,国家治理要跟上科技发展的脚步,自觉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现代化水平,新时代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新时.
4、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结构转型：价值、形态、机制 摘要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呈现虚实交叠无序衍化特征,加剧了社会冲突不可控风险 面对新环境、新技术挑战,社会冲突治理应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转变治理结构 大数据时代社会冲突治理应以系统消减冲突价值目标取代快速平.
5、 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野下的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 总书记所作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报告明确提出要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
6、 分享改革开放经验贡献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第十九届万寿论坛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会议侧记 初夏的小岗村麦梢孕穗,青桃初长 6 月2 日,由对外联络部主办的第十九届“万寿论坛”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举行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66 个、工人党政党领导人和代表,以及国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