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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国民
【摘 要】纵观《家礼》真伪学术争论史,伪本论最关键人物是王懋竑、最焦点的文献是《家礼考》；真本论者惟有翻越王氏及其《家礼考》,才可能确立“《家礼》乃朱子书”之言.本文在邱濬、夏炘等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反驳王氏观点,并提出一些新证,如手书《家礼序》笔迹对照、《家礼》核心内容并不悖逆《仪礼》主旨、无“深衣之续袵钩边”“丧服辟领”“妇人不杖”等常识错误等.这些新证将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
【关键词】朱熹；家礼；真伪考；王懋竑；夏炘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8）01-0128-08
作者简介：毛国民,哲学博士,（广州 51042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关系与契约互补的乡村治理研究”（17BSH082）
《家礼》作为“朱子之书”,却屡遭非议.元代应氏、清人王懋竑多有质疑,明人邱濬、清人夏炘等则为其“正名”.时至今日,争议之声仍不绝于耳,先后有阿部吉雄、陈来、束景南、彭林等学者,专题讨论过《家礼》的真伪问题.
一、伪本论：《家礼》“非朱子之书”
持《家礼》“非朱子之书”观点者,最早可追溯至元代应氏,其说存于《家礼辨》,但“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于明邱仲深浚所刻《家礼》中”［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卷2《家礼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2页. .从中可见应氏的理由有四：（1）朱子自说“顾以衰病不能及”［南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3《跋三家礼范》,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3920页. ；（2）其弟子勉斋说“未及脱稿而先生殁”；（3）时间不吻合,因为宋光宗绍熙（1194年）是在孝宗乾道己丑（1169年）后,而朱子在20多年后写作的《跋三家礼范》中却说“顾以衰病不能及”；（4）《家礼》虽然已成四卷并《家礼序》文,但并未成书,只是门人编入张拭本此处应指张栻的《三家礼范》,朱子曾为其作《跋三家礼范》. .
但伪本论的主要代表,应推清人王懋竑.仅《家礼》真伪考证的论著,他就有《家礼考》《家礼后考》和《家礼考误》.他明确提出《家礼》“非朱子之书”（A1）［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卷2《家礼考》,载于《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62页. ,理由是：（1）从证据链条看,《家礼》不知作者是谁,也不知书从何出,证据链条是断裂的.A2、A4和A5认为参见［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卷2《家礼考》,前揭书,第662页.本文为论说方便,依次按照《家礼考》每条的顺序编号为A1-A20.
A1.《家礼》非朱子之书也.A2.《家礼》载于《行状》,其“序”载于《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于《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于《家礼附绿》……A3.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A4.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于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纪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A5.《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牲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A6.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未及更定”.既不言成于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A7.敬之,朱子季子；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髙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A8.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A9……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A10.《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A11.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顾以衰病,不能及已……”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老,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A12.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于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A13.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于《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A14.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A15.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A16.……A17.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余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辞略而不尽……A18.后之人,以朱子家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A19……A20……所摘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 ,书的出处载于黄榦《朱子行状》,《家礼序》载于朱子《文集》,成书的岁月载于李公晦的《朱子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又载于陈安卿的《家礼附录》.数人记载、数个陈述,又在多书之中,如此零碎的信息,作为证据则说服力有限.另外,在“先生葬日”突然有人携来,但不知是何人且不知何所,此“记录”也不能作为证据.（2）从“文本出生”证明文献看,都没有提及“丧时送《家礼》”之事.《年谱》记载“丧时”,可《家礼序》绝字未提（A3、A4）；《行状》和《书家礼后》也没有提及“丧时有人送《家礼》”（A6、A7）；朱子重要信件和《语录》中虽提及《家礼》,但非五卷本《家礼》（A10）.于是,王氏断定：《与蔡季通书》中提及的《家礼》,只是“《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本.（3）《家礼序》与朱子重宗法观点不合.有人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家礼》,并假托为朱子所作；《家礼序》亦是仿《礼范跋语》而作的,故“序中绝不言”宗法（A12、A13）.故这是“伪作”,《家礼》《家礼序》和《跋三家礼范》等文本的主旨不吻合甚至冲突,《家礼》重“宗法”而“序”文却不言“宗法”.（4）从时间上推论或考证,《家礼》亦非朱子所作.张拭本《三家礼范》“不详其年”,但其成书时间在朱子《答汪尚书书》《张敬夫书》《吕伯恭书》等书信前后（A8、A9）.《文集》记载,朱子与张敬夫等往复多次论及“祭仪”和“祭说”,如果朱子亲书《家礼》且成书,为何绝不提及内容密切相关的《家礼》,而仅只提及“祭仪”和“祭说”等问题,这似乎不合常理.由此推断,庙中被窃之书可能不是《家礼》,而是“祭仪”和“祭说”等文本.《朱子行状》是在朱子殁后20多年作,其时“冒牌”《家礼》已盛行多年,又有朱敬之传录,故黄榦没有怀疑其书真伪,直接将此记入《行状》（A14、A15、A16、A17）.（5）后人误信朱子家季子之言,最终造成这一错误.大家都信以为真,加上《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翻刻,杨氏、周复考订并尊用,后人“不敢少致其疑”,以为是文公《家礼》（A18）.
当代,彭林作《朱子作〈家礼〉说考辨》彭林：《朱子作〈家礼〉说考辨》,《文史》2012年第3期,第363—383页. ,试图从《家礼》内部文本考察来重伸王懋竑《家礼》“伪书”说,其主要质疑有：（1）《家礼》作于何时和见于何时,弟子门人“言人人殊”；（2）《家礼》与朱子晚年之论不合；（3）《家礼》讹误种种,这是否定“朱子之书”的关键“内证”.他认为《家礼》与《仪礼》有相悖逆之处,有些礼文劣于《书仪》,甚至犯了礼学常识性错误且悖逆时势；《家礼》有“虚抬宗法”、仪节错乱、昧于经义、前后不照、取舍失当等问题,在“丧服制度”“妇人不杖”“握手”等礼文上也有疑误.
归纳起来,伪本论主要从三个方面证伪：A.以朱子本人自述“顾以衰病不能及”及其弟子陈述“未及脱稿而先生殁”等；B.《家礼》内容和观点多“与朱子晚年之论不合”,与《仪礼》相悖逆,《序》与重宗法观点不合,以及“虚抬宗法”等；C.证据链不足,如成书时间上有明显冲突,《朱子行状》《年谱》重要信件和《语录》中都没有提及“丧时有人送《家礼》”等.他们的基本判定是：《家礼》乃他人假托朱子之名所作.
二、真本论：《家礼》属“朱子所作”
对伪本论的最早回应,当属明人邱濬.他认为应氏证伪理由的（2）（4）不成立,是“浅妄”之论［清］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二《家礼后考》,前揭书,第623页.此卷记录,邱濬评应氏《家礼辨》曰：“应氏之为其言,其亦浅妄之甚矣！” .如果没有《家礼》一书,何有《家礼序》？实际上,勉斋《跋语》所谓“未及脱稿”者是指《仪礼经传通解》而非单行本《家礼》.“未及脱稿”者乃是《丧礼》《祭礼》,是朱子嘱咐弟子黄榦和杨复续修《仪礼经传通解》.因而,《家礼序》“文决非朱子不能作”,亦非门人编入张拭本的.但邱濬未能对应氏证伪理由（1）（3）作正面回应.
真本论之集大成者,当属清人夏炘.他认为“《家礼》一书,朱子所编辑,以为草创之所未定则可,以为他人之所仪托则不可也”［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景紫堂文集》（三）,民国十年刻本,第21－25页. ,其反驳的主要论点如下：（1）朱子弟子及其儿子的话,真实可信［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黄勉斋等皆是朱子升堂入室之高第弟子,敬之亦是能传朱子之家学者,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第3期,第122页. .（2）王氏复拾应氏之“唾余”,乃以讹传讹［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王氏以《文集》《语录》无一语及《家礼》,《家礼序》也是依《三家礼范跋后》为之,乃“唾余”应氏之说,与事实相违背.（3）《文集》《语录》多次言及《家礼》,且内容吻合.所引“诸条,虽不明言《家礼》,然曰草具、曰修定、曰尝修,非朱子《祭礼》明有一书乎？”［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夏氏找出大量对话和语录以印证［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4）不见“家礼”二字,便说“他人伪托”,其甚汰矣［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草具、修定、尝修”之义,便是言朱子在作《家礼》“祭礼”.（5）以“顾以衰病未能及已”断定“非朱子书”,过于武断［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夏炘回答了“邱濬未能回应的‘应氏疑问（1）’”.《〈三家礼范〉跋》作于绍兴甲寅,朱子时年65岁,所修之《家礼》亡之已久.朱子可能是迫于桑榆,因身体衰老等原因不能补辑被窃之《家礼》,而希望后人来补修,故作此言.此处,朱子是无力“补辑”,并不是撰写《家礼》新书,不能因此断定朱子未成《家礼》一书.如果据此以为朱子实未尝有是书,那么《文集》《语录》所云修定、尝修、草具者,岂不都是诳语？总之,夏氏认为“《家礼》为未成之书,其中议论节目,不能无待于修补.儒者更以《书仪》及诸家之说,参酌而行之可矣.然其大体则已得之,乌得以为非朱子之书哉？”［清］夏炘：《述朱质疑》卷7《跋家礼》,前揭书,第21－25页. 至此可以说,夏氏主张的（1）是对王氏主张的（5）的有力回应,夏氏主张的（3）（4）是对王氏主张的（4）（5）的正面回应,夏氏主张的（2）（3）（4）是对王氏主张的（2）的回应,夏氏主张的（5）是对应氏主张的（1）的正面回应.笔者认为,夏氏的这些回应是有力的,无需再重新论证.但是,应氏主张的（3）和王氏主张的（1）（3）,即写作时间冲突、证据链断裂、《序》不言宗法等疑问,仍未得到回应.
近现代,持朱子《家礼》属“朱子所作”观点者甚众.例如,陈来找到一些“新证”：（1）内容上的“几条新证”,考定了《家礼》一书中“祭礼”部分确为朱子所作.（2）逻辑上,驳斥了王懋竑的两个重要疑问,即本文前述的王氏“理由”（4）（2）等.“白田发现的旧谱的这一年代差误,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朱子曾在后来其他时候写成《家礼》的可能性……甚至于,即使序文是伪作的,也并不就能排除本文是朱子所作的可能性.”陈来：《朱子〈家礼〉真伪考议》,《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第118页. （3）以还原朱子时代与人物生活背景,驳斥王氏“葬日有人送伪作《家礼》”之说.但是,仍有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未能充分回应应氏主张的（3）和王氏主张的（1）（3）（即写作时间冲突、证据链断裂和《家礼序》不言宗法等）；此外虽考定《家礼》“祭礼”确为朱子所作,但未能考定《家礼》全书或其大部分核心内容为朱子所作.
束景南也发现新的反驳视角,考述了朱子如何增益《祭仪》,并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家礼》一书的过程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考辨》,《朱熹佚文辑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75—686页. ,即朱子初作《丧祭仪》,由此推及昏、冠而粗具《家礼》,只是被窃后葬日始出,可见其书为朱子本人所作.“朱熹作《家礼》,于《文集》《语类》本自昭昭可考.”束景南：《朱熹〈家礼〉真伪考辨》,前揭书,第675—686页. 经考证,他明确以下几点：（1）断定朱子草拟《家礼》的时间为1175年；（2）1176年2月《家礼》已经“成书”,只是没有完全“脱稿”；（3）“礼书”当指《家礼》,而非《丧祭礼》、《祭仪》或《仪礼经传通解·家礼》.至此,束氏基本回应了应氏主张的（3）和王氏主张的（1）,即解决《家礼》文本“时间”上的质疑.但是,王氏主张的（3）（即《序》不言宗法）仍然没有得到回应,本文则欲提供“新证”.
三、《家礼》真伪考新证
除上述两派观点外,还有折中论者.日本上山春平“将主张伪书说的应、王与反对伪书说的丘、夏共四人的说法互为对照阅读之后”,对“四人的说法均有不满”［日］上山春平：《朱子〈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吴震、［日］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9、176页. ,指出《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虽有一些共通点,但“前者针对日常实践的运用,而后者的意图在于礼学的古典体系的集大成,可见二者的目的及其性格有很大不同”［日］上山春平：《朱子〈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前揭书,第149、176页. .这在某种程度上驳斥以“五卷本《家礼》与《仪礼经传通释·家礼》不同”为由来判定《家礼》“伪书”的观点.
伪本论者影响深远,因此必须厘清事实,还原真相.为避免重复赘述,夏炘、邱濬、贺瑞麟、束景南、陈来以及上山春平等人对伪本论的已有批评和已有的观点反驳,笔者以为无需再次论证.但是,要对王氏主张的（3）和彭林主张的（3）给出回应,还须列举新证予以论述.
（一）作者或编者是谁？
史书证据：《家礼》编者是朱熹.《宋史朱熹传》曰：“（朱熹）所编次《论孟集议》……《家礼》……皆行于世.熹没……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元］脱脱等：《宋史·朱熹传》,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7册,第533页. 《宋史》卷437记载,廖徳明“在南粤时……刻《朱熹家礼》及程氏诸书”［元］脱脱等：《宋史》第37册,卷437《廖徳明》,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972页. ,宁宗圣批的第一部文献便是《朱熹家礼》参见覃隆淼：《家礼溯源》,中华文氏宗亲网,2007年3月. 《宋史·艺文志》亦曰：“朱熹……《家礼》一卷.”［元］托克托等：《艺文志》卷157·艺文三,载《宋史》卷240.
笔迹证据：朱熹手书《家礼序》（见图1）.《纂图文公家礼集注》书前有朱子亲笔手书《家礼序》,绝非王氏所说的“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因为笔迹完全可以比对或对照.从图1可以看到,朱子的亲笔署名“仲悔义书”,左方有“朱子家季子”对此段手书序的介绍：“此序原刻乃朱子手笔,后来翻刻模仿渐失其真.”
经验印证：编者为朱子.朱子晚年遭庆元党禁并被列为“伪学之魁”,在其下葬之日有人携“伪作”来见,不合常理.常人当避之而不及,此可反证其携来之本必定为真.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朱子母亲病故,须居丧尽礼,故参酌古今而成《丧葬祭礼》；守墓尽孝6年后,即淳熙元年(1175)长子大昏,于是朱子潜研礼仪之书,遍考昏冠之仪,从而促成其从对《丧祭礼》的关注转到昏、冠之礼的修订,最终形成《家礼》.正是这些生活上的直接需求或时代的社会强烈需求,推动朱子完成了《家礼》.
（二）《家礼》核心内容是朱子完成的吗？
在上述直接证据下,还需要论证《家礼》核心内容是否确系朱子所作,如《家礼序》是否“不合宗法”、《家礼》是否悖逆《仪礼》主旨、是否有礼学常识性错误等.
1．王氏逻辑有误,“《家礼序》乃伪作”为臆测.除朱子手书序铁证外,从逻辑上看“序”中不言“宗法”二字,并不等于不合“宗法”,现读其序,无不贯穿“宗法”理念.从一个人的思想发展看,早年创作的《家礼》观点与朱子晚年观点有些不合,乃属于正常现象,不能用来证明“非朱子之书”.从《家礼》失窃至朱子没约25年,期间朱子多与朋友书信交换观点,证明他一直在修正礼书及其观点.
2．彭林的内证值得商榷,《家礼》悖逆《仪礼》主旨、有礼学常识错误以及“虚抬”宗法等,属于虚假命题.
（1）《家礼》不悖逆《仪礼》主旨.杨复云：“初先生所定家乡、邦国、王朝礼,专以《仪礼》为经,及自述《家礼》,则又通之以古今之宜.”［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8《经籍考十五》“朱文公家礼”下附“杨氏（杨复）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4册,第222页. 《家礼》以《仪礼》为核心标准和参考书,但只是取其大义、大本,然后“通之以古今之宜”,损益其礼目、条文等枝叶.从条文上看,《家礼》可以与《仪礼》不同,只须本于《仪礼》之本,不必同于《仪礼》条文.否则,《家礼》“庶民化”的努力何在？从俗、从宜、从简的创新和革新古礼的成就何在？如果《家礼》条目完全同于《仪礼》,那朱子还需要编著一本不同于《仪礼经传通解·家礼》的单行五卷本《家礼》吗？
彭林等列举了《家礼》以宗子主冠礼、昏礼和祠堂之祭祀,证明其违背《仪礼》制度,因为古礼冠、昏、丧、祭之礼,主人皆为亲父或者祖.彭林：《朱子作〈家礼〉说考辨》,《文史》2012年第3期,第363—383页. 实际上,《仪礼·士冠礼》中,郑玄注曰“主人,将冠者之父兄也”［汉］郑玄注,［唐］陆徳明音义、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2册,第14页. ,“父、兄,诸父、诸兄”［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1,前揭书,第36页. 也.可见,“父兄”可指亲父、亲兄,也可指非亲父、非亲兄［南宋］魏了翁撰：《仪礼要义》卷3《孤子加冠与父在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册,第371页. .宋人魏了翁对“主人将冠者之”“父兄”作进一步解释：“父兄者,一家之统,父不在则兄为主可知,故兼其兄也.又案下文‘若孤子,则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宾’,则无亲父、亲兄,故彼注云：‘父、兄,诸父、诸兄’”［南宋］魏了翁撰：《仪礼要义》卷1《将谋日亲父兄先服即位》,前揭书,第346页. .“主人”并非一定是“将冠者”的亲父兄.将冠者有三种身份可能,即自己是宗子、非宗子、宗子之子或孙.相应地,主人也有三种可能,即将冠者自身、将冠者之父兄或祖、非将冠者之父兄或祖.朱子为精细化礼之条文,使《家礼》具有更强的可行性和实践性,便沿此古礼思路进行细化改革.例如,《家礼·冠礼》曰：“主人,谓冠者之祖父,自为继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则必继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则命其次宗子.”［宋］朱熹著,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89页. “女子许嫁笄……母为主.宗子主妇,则于中堂.”［宋］朱熹著,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前揭书,第893页. 可见,朱子《家礼》在遵照宗法时,仍然主张“主人谓冠者之祖父”、笄“母为主”的思想,只不过条件是“将冠者祖父”为“宗子”.而此“宗子”既可以是大宗子,也可以是小宗子,实际上就是“一家之统”的“父兄”而已.非宗子或孤子等冠礼,虽然不由亲父、亲兄主持,但却由继高祖之宗子主之或次宗子主之.这里的“宗子”是小宗,而非大宗概念,与魏了翁的“父兄者一家之统”、郑玄的主人乃“父兄诸父诸兄”基本一致.可见,《家礼·冠礼》并没有违背天理之自然,作为儒学大师的朱子也不可能违背儒家一直坚守的血缘与亲情原则.
（2）《家礼》重宗法,但非“虚抬宗法”.彭林说：“《家礼》最鲜明之特点在突出宗法,然不见于正文,而隐匿于注文之中,故读《家礼》者多不之察.然《家礼》最大之问题亦正在宗法.”彭林：《朱子作〈家礼〉说考辨》,《文史》2012年第3期,第370页. 在他看来,一者《家礼》以宗子主冠礼、昏礼和祠堂之祭,有违《仪礼》之旨；二者宗法与宗庙本为一体,但后世宗庙已经少见甚至罕见；三者至南宋时宗法制度早已失去根基,宋人已疏于宗法大义,因而很难推行西周宗法制度彭林：《朱子作〈家礼〉说考辨》,《文史》2012年第3期,第371—372页. . 对此,笔者不能认同,实际上朱子已经看到时代的变迁,也清楚推行“贵族式礼仪”之《仪礼》的不可行,故而提出“小宗”概念等.“小宗”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在努力“降低”大宗法之门槛,为那些“无家庙”或“无大宗身份”的官僚阶层或平民阶层创造祭祀条件,最终实现并倡导“庶民化”的《家礼》.从词义看,“虚抬”应该是指在原有《仪礼》等古礼赋予“宗法”地位之上再拔高,而“小宗”实有“降低”宗法门槛之义,何来“虚抬宗法”之说？
再从朱子所处现实背景看,因唐宋大转型,人们对古礼要么只能“陈其数”却不能“知其义”,要么虽“知其义”却难“敬守之”,古礼已“失灵”.因此,朱子在司马光、二程和张载等礼制革新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世俗化改革,力争一平民之礼.可见,不能说朱子主张儒家“宗法”或者努力去恢复古礼核心要义是错的,更不能说因为宋代现实中不讲宗法了,就认为朱子在逆潮流而动,在“虚抬”宗法.遵天序、缘人情、重人伦,是儒家一再坚守的理念,不因时代变化而被摒弃.故朱子重拾宗法,在情理之中,合乎儒家大义和原则.
（3）《家礼》无“妇人不杖”等礼学常识错误.王氏列举60多条,彭林也列举数个《家礼》“常识错误”.其实,杨复注《家礼》时虽然指出7处错误,并悉附于逐条之下［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8《经籍考十五》“朱文公家礼”下附“杨氏（杨复）曰”,前揭书,第222页. ；但是他特别强调这是朱子“后来议论始定,不必守‘家礼’之旧仪者”,且这些皆“见先生（朱子）之意”“以待朋友共相考订,庶几粗有以见先生之意云”［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8《经籍考十五》“朱文公家礼”下附“杨氏（杨复）曰”,前揭书,第222页. .
彭林等认为古礼童子妇人皆杖,而《家礼》作者竟然不知此常识,作“凡妇人皆不杖”《家礼》卷3《丧礼》,《性理大全书》卷20,《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0册,第440页. 之礼,据此推测《家礼》属于伪书.事实果真如此吗？《丧服·斩衰传》曰：“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妇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家礼》卷3《丧礼》,《性理大全书》卷20,前揭书,第441页. 《丧服小记》云：“女子子在室为父母,其主丧者不杖,则子一人杖.”《家礼》卷3《丧礼》,《性理大全书》卷20,前揭书,第441页. 可见,《家礼》是从人性、人情出发,因妇幼是受保护群体,“不能病”之,故定礼为“不杖”,这是合乎“先儒旧义”的.但在特殊情况下,虽妇幼也“杖”,如成年之妇、童女为丧主等.司马光和朱子为何改革此节,大概基于以下考虑：（1）无论妇人是否“成人”“为主”,皆弱势“不能病”,故“不杖”为正.实际上,“杖”礼也有“正”与“权”之分.“若妇人弱童子幼,皆不能病者也.庶人身执事面垢而已,又不可病者也,则又以不杖为正,以杖为权也.”［清］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钦定礼记义疏》卷7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册,第492页. 杖是为“安此身”“衰病者用之”,既然妇人皆弱势“不能病”之,则当“皆不杖”,不管她们是否成年.（2）司马光和朱子极力推行庶民化改革,改“贵族之礼”为“平民之礼”.古礼中,杖者为三者所设,即“爵者”“担主”和病弱之庶人.而庶人一般不杖,只有“担主”和病弱时杖.这样,庶人“成人妇”既不“担主”,又属弱势“不能病”者,则当“皆不杖”.（3）与司马光和朱子对“杖”的释义有关.斩衰苴杖,以竹为之.竹圆而象天,而父是子之天；竹内外有节,象子为父亦有内外之痛之意,故“杖”之本义在于“父子”之间.而司马光和朱子要彰显“宗法”“宗子”严格之义,《家礼》定“妇人皆不杖”便在义理之中了.
彭林等还指出“祭礼祭始祖初祖而后不祭”等《家礼》常识错误彭林：《朱子作〈家礼〉说考辨》,《文史》2012年第3期,第363—383页. ,因篇幅问题,此处不一一回应.概括起来,以为《家礼》“非朱子所作”,可能的缘由是：将“早年草创”之《家礼》以朱子“晚年之定稿”来要求,产生诸多误解；或是对朱子从宜、从俗和从简的礼仪庶民化改革认识不足,仍然坚持《仪礼》等古礼条目,而不是《仪礼》所内涵的儒家礼学精髓或者礼之原则的贯穿；抑或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家礼》具体条文已经跟不上清代、当代等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以及生活观念的改变,没能以“礼时为大”原则去同情理解文本或《家礼》作者,也没能回到朱子年代和朱子生活背景中去“同情地解读”《家礼》.
（三）何时成书？
经反复考证,淳熙二年(1175)朱子已经粗具《家礼》.对此,笔者补充几个新证.
王氏说在蔡季通书中所提《家礼》四卷,乃《仪礼经传通解·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五卷本.王氏的这个质疑具有很大杀伤力,夏炘等人都没有明确回应.实际上,以下两段文字可很好的回应此质疑.一是李方子说的,朱熹丁母忧“参酌古今,因成丧、葬、祭礼,又推之于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南宋］朱熹著,王燕均、王光照校点：《家礼》“附录”,前揭书,第947页. .《仪礼经传通解·家礼》六卷本是没有“丧祭”二门的,但这里说“丧葬祭礼成”再加上冠昏共为一编命曰《家礼》.可见,这是指单行本《家礼》五卷本.二是陈淳言：“为篇有五：通礼居一,而冠、昏、丧、祭四礼次之.”［南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14《代陈宪跋〈家礼〉》,《宋集珍本丛刊》第7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81—82页.
王氏说《文集》中朱子只论“祭仪”“祭说”,说明《家礼》未成书.这个论证逻辑有漏洞,因为一本书只认真讨论其中某一个部分,其余不谈,并未不可.这不等于说“讨论什么”,该书的全部内容就应该“是什么”,这是其一.其二,《仪礼经传通解·家礼》六卷本中,已有冠、昏等目录,而没有“丧祭”二门目录.晚年朱子致力于“丧祭”二门研讨或准备编撰,在此篇目讨论多一点,合乎情理.其三,朱子也在谈“丧祭”二门之外的礼：朱子与南轩也在讨论冠礼,曰“若冠礼,是自家屋里事,却易行”《朱子语类》卷89（礼六）,《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98页. ；1155年,在同安任上曾申严婚礼［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20《申严婚礼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96页. ；1159年,与刘平甫、许顺之探讨祠堂和影堂［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40《答刘平甫》,第1795—1796页. ；1162年,与胡籍溪等学者商订昏礼［南宋］朱熹：《朱文公别集》卷3《答胡籍溪先生》,第 4873页. .其四,《答吕伯恭》记载：“书成,当不俟脱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3《答吕伯恭》（便中两辱诲示）,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65—1466页. 可见,淳熙二、三年间（1175-1176）,朱子（年45、46岁）已经草就了《家礼》.陈淳也转述朱子之言,曰《家礼》稿“旧亦略有成编矣”［南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14《代陈宪跋〈家礼〉》,前揭书,第81—82页. ,可惜被行童窃去,“更不复修”［南宋］陈淳撰：《北溪先生大全文集》卷14《代陈宪跋〈家礼〉》,前揭书,第81—82页. .朱子深感温公《书仪》闲词繁冗、长篇浩激且令人难读,欲别为一书,裁订增损、举纲张目,易晓而易行.
综合诸家“真本论者”观点以及本文所列举的一些新证,都指向“《家礼》乃朱熹早年草创之作”.从史书记载和笔迹对照看,朱子在世时《家礼》虽为未彻底完成,但其大体已得之（或者说底本乃朱子所作,刊本有后儒点窜痕迹）.因此,王氏《家礼》“非朱子之书”的决然断定不足信,本文诸多论述和新证都指向一个事实,即王氏所列证据明显不足,至少有待进一步考证.从成书时间看,如果《家礼》确由朱子在淳熙二年所作,时年朱子45岁,当属其早年草创之作.从宋代及其后世礼学史看,《家礼》与《仪礼经传通解》是朱子礼学体系中最核心的两部文献,而《家礼》又是朱子乃至宋代礼学家们“庶民化”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其真伪问题不容忽视.因此,本文希望能为《家礼》研究者提供更多视角及证据,从而更谨慎地对待王氏的观点.
（责任编辑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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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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