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口统计变量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分析，该文是人口统计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人口统计变量和知识共享和跨部门有关论文范本.
常 荔 谢 淼
摘 要：复杂的公共治理事务需要加强政府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实证调研结果显示,人口统计变量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强度与质量具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性别、学历以及工作性质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年龄、行政级别以及工作年限则没有显著性影响.为促进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有必要关注人口统计变量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如,针对性别的影响,应健全女性公务员参与的制度安排,提升其对知识共享的感知水平；针对学历的影响,应加强学习型组织文化建设,破除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因素,提升知识共享效果.
关键词：跨部门知识共享；人口统计变量；政府组织
中图分类号：D63-39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6）12－0065－０5
知识经济的到来引发了巨大的组织变革,知识已被各类组织视为最重要的组织资源,是组织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政府作为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创新过程中高度依赖公务员运用其自身专业知识解决现实公共问题.相关研究同时表明,知识共享行为对个人和组织绩效的提升亦具有推动作用.① 世界范围内,当代公共行政正走向合作性治理的新时代.跨越政府部门边界的知识共享和协作,借助于整合不同部门的实践知识和经验,可有效地推动政策创新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方法的完善,这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纵观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对知识共享的研究大多融于知识管理的框架中.尽管对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考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研究重心仍集中于私人部门,对公共部门知识共享的研究偏少.目前对知识共享影响因素的探讨主要基于个人特质②、组织情境③、技术环境④、知识属性⑤ 等视角考察某一维度或多维度因素对知识共享活动的影响,有关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组织知识共享影响的考察,特别是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关注还不够.⑥ 而已有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知识共享关系的研究,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背景与样本数据却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一些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知识共享具有显著影响⑦,而一些学者则认为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知识共享活动之间并没有关联⑧.本文基于人口统计变量的视角,探讨其对政府知识共享活动的影响,既是对Seba等呼吁从“多视角研究知识共享活动”⑨ 的积极回应,也是为了更深入把握我国政府组织知识共享活动的规律,以期有效推动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提升合作治理能力.
一、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对于任何组织而言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许多组织已经意识到有效的知识共享行为有助于提升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并使组织获得竞争优势地位.⑩ Bartol和Srivasta告诫组织管理者,组织必须清醒认识到知识共享活动对知识创造、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达成的重要性. 现有文献中,一些学者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知识共享的关系进行了探讨.Lin认为,与男性相比,女性之间的工具性关系与知识共享之间的相关性要高于男性,而男性之间的情感性关系与知识共享的相关性要强于女性. Elsass和Gres认为,对于特殊属性的知识,女性更倾向于高工具性知识交换,即女性比男性更具有知识共享的意愿. Pangil和Nasrudin发现,对于隐性知识共享行为,男性与女性之间存在着不对等性；此外,与男性相比,女性更愿意分享知识,因为她们期望变得更富有知识性,并以此为以后的职业发展获得更多的机会. Mogotsi等认为,性别、年龄以及职位任期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组织成立年限对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此外,Iail和Yusof通过研究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马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机理、绩效激励与实现机制重塑研究”（7150319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公共组织跨单位知识共享对公共组织合作绩效的影响机理研究”（14JYC630002）的阶段性成果.
来西亚政府公务员知识共享质量的影响,发现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所在部门以及工作年限对知识共享质量均不存在显著性影响.
在国内研究方面,王士红等将知识共享行为分为知识获取与知识赠与两个维度.实证研究发现,性别对知识赠与和知识获取并没有显著影响,工作职位、年龄对知识赠与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学历、任职部门对知识获取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工作年限对知识获取和知识赠与行为均具有显著性影响. 王国保基于中国文化背景探讨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员工关键知识共享行为和一般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作年限和员工所在部门对于关键和一般知识共享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年龄以及学历对员工知识共享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 金辉在其研究中却得出,性别、工作年限以及职位对知识共享意愿与行为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年龄对知识共享意愿存在显著影响,学历对知识共享意愿与行为均存在显著影响. 可见,学者们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知识共享关系的研究得出了不甚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结论.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与问卷设计
1. 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测量.对知识共享概念,不同学者从知识互动、组织学习、知识共享过程和知识转化等角度进行了界定.其中知识共享过程论认为,知识共享表现为一种行为过程,不仅仅包括知识的传递,也包含对知识的加工以及共享的知识在组织中的运用.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则是指政府组织内不同层级或同层级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务员,为实现需多个部门协作完成的共同目标,通过多样化的渠道与方式,实现信息与知识在部门之间传递、处理与知识运用的过程.基于访谈结果与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知识共享强度与知识共享质量来测定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现状、共享知识的内容、共享知识的评价以及共享知识的契合度.其中知识共享强度量表主要参考与编修Willem与Buelens对知识共享强度的测量量表,主要测定公共组织中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现实状况与内容,共设计四个选项,包括政府部门知识交流的频繁程度,与其他部门知识共享情况,知识与信息交流机制,工作方式、工作思路以及经验的交流情况.对知识共享质量的测量主要参考与编修DeLone和McLean以及Mckinney等人对知识共享质量的测量量表,主要考察公务员对政府跨部门共享知识的评价以及共享知识的效果,共设计七个选项,分别是知识共享与工作相关度、易于理解性、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及时性以及易于获取性.对知识共享强度与质量的测量均采用Likert 5点评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2. 人口统计变量测量.本次调查主要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行政级别、工作性质以及工作年限等六方面设计相关题项来了解调研对象的基本信息.其中,年龄共设计30岁以下、31—40岁、41—50岁、50岁以上四个选项；教育程度共设计四个选项,包括大专及以下、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行政级别设计三个选项,包括科员、科级和处级及以上；工作性质包括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三个选项；工作年限共设计四个选项,即5年及以下、6—10年、11—15年和16年及以上.
(二)调研样本来源
本文通过对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MPA学员进行访谈,以了解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基本现状.在访谈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已有相对成熟的量表设计了本文的调查问卷.本次问卷调研选取了广东省、湖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机构公职人员作为调查对象,通过现场发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共发放问卷619份,在剔除关键变量遗漏样本的基础上,共回收有效问卷504份,有效回收率为81.42%,整体回收效果良好.
(三)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如表1所示,从性别比例来看,男性占总调查人数的54.4%,女性占45.6%,男性与女性公务员的比例相对均衡；从年龄分布来看,40岁以下中青年公务员占样本总数的69.6%,表明本次调研的对象主要是各个部门的中坚力量,具有比较丰富的跨部门合作经历；从教育程度来看,公务员拥有本科学历的占据绝大多数,整体学历构成与现实情况相符；从行政级别来看,被调查对象中科员和科级占据较大比例,他们在组织中通常实际参与具体的跨部门合作和知识共享；从工作性质来看,被调查对象
中综合管理类占66.9%,综合管理类工作涉及大量的跨部门合作和协调事宜,表明本次调研的对象大都具有丰富的跨部门合作和知识共享经历；从工作年限来看,5年及以下的占32.1%,6—10年的占20.0%,11—15年的占22.0%,16年及以上的占25.8%,工作年限的分布较为均匀.
(四)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信度与效度检验
本文对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中知识共享的强度与质量的检验主要以Cronbach’α系数来检验问卷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统计分析结果证实,所有知识共享强度与知识共享质量的Cronbach’α值均达到0.8以上,表明检验变量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同时, 对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测试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且各个选项的因子载荷值均在0.5以上,问卷整体效度较高.（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三、人口统计变量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一)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整体情况
本文通过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与质量两个维度来综合考察政府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整体情况.测量结果显示,跨部门知识交流的频率、信息主动供给以及知识交流的内容等方面的均值都在3—3.1之间,且频数分布稳定；公务员对交流知识的易于理解性、准确性、完整性、可靠性、及时性以及易于获取性的认知均在3.5—3.6之间.这表明,政府整体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知识共享质量尚处于一般水平.由此可见,尽管合作性治理的背景下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事务要求更为频繁而有效地共享和整合各部门的实践知识,但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水平整体不高是较为普遍的共识,具体表现在：主动的知识和信息供给和获取意识不强,更多处于被动的知识接受的状态；跨部门工作方式、工作思路和经验的交流也处于一般水平,跨部门知识共享并不充分.
(二)性别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
通过对性别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性别对于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的影响的显著性P值分别为0.036和0.181,F值分别为2.09和1.34,表明不同性别公务员对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的影响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相较于女性公务员,男性公务员对于跨部门知识共享交流的频率、知识共享的内容以及信息与知识交流机制等方面的认知高于女性（均值分别为3.21和3.05）.
本文认为,基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与女性公务员相比,男性公务员承担着更多来自于社会、组织和家庭的压力,因此他们更渴望在组织中展示自我能力并有出色的业绩表现.而与他人的知识共享和交流不仅是增加知识积累和提升个体人力资本价值的重要方式,而且也导向更高水平的个人绩效和职务晋升.故而,与女性公务员相比,男性公务员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的感知更高,也更乐意进行知识共享.
(三)年龄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年龄对知识共享强度与知识共享质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概率分别为0.174与0.962,F值分别为1.665和0.097,显著性概率均高于0.05水平,表明年龄因素对于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
(四)教育程度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
如表3所示,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教育程度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不存在显著性影响（P值为0.122,F值为1.939）,而对知识共享质量则存在显著影响（P值为0.010,F值为3.850）.进而通过教育程度对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影响的方差齐性检验发现,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的方差齐性检验不显著,P值为0.054,故方差为齐性,宜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
进一步运用LSD法进行多重数据比较分析,本文发现,相比较而言,拥有博士学历的公务员对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的主观认知更高.但除此之外,整体上受教育程度与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的认知之间大致呈负相关关系,即学历越高,对政府跨部门共享知识的评价与效果的认知越低.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学历层次的公务员对共享知识需求的差异化.学历层次越高的公务员,由于自身知识积累较多,对跨部门合作中针对复杂社会治理问题的政策创新领域介入更多,因此,不仅仅局限于信息交换和交流层面,对于共享知识的内容、精准性和及时性等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而现实中由于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无法满足其知识共享的预期；而学历低的公务员,一般为新进人员或者在政府机构中级别较低,对具体的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领域涉及更多,所需共享的知识内容相对简单也易于获取,因而对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的评价会趋向于更高水平.
(五)行政级别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
如表3所示,在置信度为95%的水平下,行政级别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0.613、对跨部门知识共享质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0.131,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值,表明行政级别对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六)工作性质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
通过表3分析可以看出,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工作性质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与质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1和0.000,均小于显著性0.05水平,说明公务员工作性质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知识共享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通过方差齐性检验发现,由于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知识共享质量的方差齐性检验不显著,P值分别为0.12和0.1,故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的方差为齐性,宜采用LSD法进行两两比较.
进一步运用LSD法对样本进行多重数据比较分析,本文发现,与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相比,综合管理类公务员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的主观认知程度更高.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综合管理类岗位的职责涉及到政策创新、政策执行、项目管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多个不同层面的跨部门内容,必然要求有效整合跨部门的实践知识和各类数据信息,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和知识交流更加频繁,对知识共享供给的质量也会更高.
（七）工作年限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
由表3可知,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工作年限对知识共享强度与质量的影响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885和0.723,均大于显著性0.05水平,说明不同工作年限对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与质量的影响不具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广东省、湖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政府机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我国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现状.结果表明,目前政府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强度和质量普遍不高,处于一般水平.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统计分析方法验证了一些人口统计变量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显著影响知识共享强度,学历则对知识共享质量有显著影响,工作性质对知识共享强度和质量都有显著影响,而年龄、行政级别和工作年限对知识共享的影响并不显著.
作为“社会人”意义上存在的个体,公务员具有多维的知识共享参与动机,既为了高效完成本职工作,也有构建良好的伙伴关系、获得互惠性支持和工作中他人的尊重和认可等需求.因此,进一步促进组织知识共享活动强度和质量的提升,有必要对相关的人口统计变量予以一定的关注.就性别而言,要构建合理的制度安排,如鼓励女性公务员参与到更多的跨部门项目安排和培训活动中,增进其知识积累,提升其对知识共享的感知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教育程度变量,除了博士学历外,学历层次越高,对知识共享质量的感知水平反而越低.拥有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历的公务员是我国公务员队伍的主体力量,对组织知识共享有效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等方面感知的低水平不利于其更好地参与知识共享活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型组织文化建设,破除结构性和制度性障碍因素,提升知识共享效果.
受多重因素的限制,本研究尚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在样本选取上,未来可进一步扩大调研范围,使研究结论更具有普适性.其次,在研究内容上,后续研究可拓展至对影响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的个人、组织、制度等因素的探讨,更深层次地把握和理解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的内在规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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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Hsiu-Fen Lin, Gwo-Guang Lee, Effects of Socio-Technical Factors on Organizational Intention to Encourage Knowledge Sharing, Management Decision, 2006, 44(1), pp.74-88; Lu Lin, Kwok Leung et al., Managerial Knowledge Sharing: The Role of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Factors,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6, 2(1), pp.15-41; Gee-Woo Bock et al., Behioral Intention Formation in Knowledge Sharing: Examining the Roles of Extrinsic Motivators, Social-Psychological Forces, and Organizational Climate, MIS Quarterly, 2005, 29(1), pp.87-111.
③ Gian Casimir, Young Ngee Keith, Chai Liou Paul Cheng, Using IT to Share Knowledge and the TRA,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12, 16(3), pp.461-479; Yeo-jin Kang, Seok-Eun Kim and Gee-Weon Chang, The Impact of Knowledge Sharing on Work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ublic Employees’ Perceptions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8, 31(14), pp.1548-1568.
④ Irene Hau-Siu Chow, The Role of Social Network and Collaborative Culture in Knowledge Sharing and Performance Relations, SAM Advanced Management Journal, 2012, 77(2), pp.24-39.
⑤ Zhenzhong Ma, Yufang Huang, Jie Wu, Weiwei Dong and Liyun Qi, What Matters for Knowledge Sharing in Collectivistic Cultur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Knowledge Mamagement, 2014, 18(5), pp.1004-1019; Henry Boateng, Michael Dzigbordi Dzandu, Franklin Gyamfi Agyemang,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Knowledge Sharing, Library Review, 2015, 64(3), pp.216-228.
⑥ I. C. Mogotsi, J. A. Boon and L. Fletcher, Knowledge Sharing Behiour and Demographic Variables amongst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and around Gaborone, Botswan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1, 13(1), pp.1-6.
⑦ P. Bordia, B. E. Irmer and D. Abusah, Differences in Sharing Knowledge Interpersonally and Via Databases: The Role of Evaluation Apprehension and Perceived Bebefits, European Journal of Work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06, 15(3), pp.262-280;Chieh-Peng Lin, Gender Differs: Modeling Knowledge Sharing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Network Tie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3), pp.236-241..
⑧ Mohd Bakhari Iail, Zawiyah Mohammad Yusof, Demographic Factors and Knowledge Sharing Quality among Malaysian Government Officers, Communications of the IBIMA, 2009, 9(1), pp.1-8.
⑨ I. Seba, J. Rowley and S. Lambert, Factors Affecting Attitudes and Intentions towards Knowledge Sharing in the Dubai Police For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2, 32(4), pp.372-380.
⑩ A. H. Gold, A. Malhotra and A. H. Segars, Knowledge Management: A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01, 18(1), pp.1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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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常荔,女,1976年生,河南唐河人,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谢淼,男,1992年生,湖北荆州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龙伏）
该文总结：这篇文章为关于人口统计变量和知识共享和跨部门方面的人口统计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人口统计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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