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进展和展望，本文是关于研究进展方面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展望和公共组织和知识共享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分享和整合公共组织不同部门的知识有助于产生更具协同性的公共政策、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对提升公共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极为关键.但公共组织并不会自然地交换信息知识或寻找更优化的解决方案,如何加强跨部门的知识共享管理一直是组织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议题.但相对营利组织而言,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研究整体匮乏.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通过系统梳理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研究文献,围绕跨部门知识共享的概念、结构、影响因素和结果变量等四方面进行归纳和阐述,进而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以期推进该领域的后续研究.
【关键词】公共组织知识共享跨部门知识共享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2486 (2018) 04 -0142 -18
一、引言
政府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组织,一方面,运用公权力搜集和获取庞大的公民信息和社会事务知识,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需要加强合作,相互学习,协同进行知识生产、供给和创新,系统性地思考和解决面临的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跨部门知识共享旨在通过信息和知识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消除不同政策之间的矛盾和紧张,提高政策协同性；消除项目之间的重复和矛盾；促进深层次的思想交流,产生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生产出更为整合的服务,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政府或其他组织并不是自然地交换信息知识,或寻找更优化的解决方案.因而,如何加强知识共享管理一直是组织知识管理中最核心的议题.虽然早在1980年沃尔多( Dwight Waldo)(Waldo,1980)已提出公共行政依赖持续更新的知识推动其自身的现代化,但与知识相关的公共组织领域研究依然匮乏.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国外学术期刊中的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研究文献,从跨部门知识共享内涵、结构、影响因素和结果变量四个方面系统阐述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进展,以期推动该领域的后续研究工作.
二、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内涵认知
知识共享议题的研究发端于营利组织,其对效益的渴望驱动学术界探讨如何跨越组织内个人、团队等边界寻求知识互动和融合以提升组织竞争能力.知识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嵌入性,因而,组织知识共享的研究文献早期关注如何通过知识类型的转换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转移,其中最为经典的研究当属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Nonaka Ikujiro)和竹内弘高(Hirotaka Takeuclu) (Nonaka&Takeuchi,1995)提出的SECI模型.他们借用波拉尼(Michael Polanyi)(Polanyi．1966)对暗默知识和形式知识的两分法,认为知识转移是暗默知识与形式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形成“知识螺旋”的过程.知识转移的过程包括四种模式：首先是从暗默知识到暗默知识,即社会化过程；其次是暗默知识到形式知识,称为表出化；然后则是从形式知识到形式知识,称为联结化；最后体现为内在化,即从形式知识到暗默知识.正是这种“知识类型”转换的结果使得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知识得以共享.
在此之后,更多的研究文献是从知识转移的过程视角思考知识共享内涵,包括二阶段论和多阶段论.苏兰斯基( Gabriel Szulanski)（Szulanski,2000）认为知识转移是知识源和知识接受方通过初始、实施、调整和整合等四个阶段对信息和知识所进行的转移活动,是一个动态循序渐进的过程.达文波特(Thomas H．Denport)和普鲁萨克(Laurence Prusak) (Denport&Prusark,1998)认为,知识共享是借助于知识传递和知识吸收从而把知识源移到组织其他人或部门的过程.威廉姆( Annick Willem)和布伦斯(Marc Buelens)也认为知识共享表现为一种行为过程,知识共享“不仅仅包括从一方到另一方知识获取与转移的过程,而且还包括其他一系列的过程,诸如以知识交换和处理的方式使得某一单元的知识能够被整合到另一个单元中并得到有效利用”(Willem&Buelens,2007: 582).
也有学者基于组织学习和创新的视角进一步阐释分享知识的基本目的.圣吉( Peter Senge)(Senge,1997)认为,知识共享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其目标是形成对方新的行动力.吉尔伯特( Myrna Gilbert)和科尔代一海耶斯( Martyn Cordey - Hayes)(Gilbert&Cordey - Hayes,1996)认为知识转移与共享源于组织间知识的“不均衡”,是一个动态学习的过程,主要包括获取、沟通、应用、接收和同化五个阶段,旨在通过知识的创造和创新推动个体、团体和组织在态度、认知和行为的改变.这些研究对知识共享的驱动力和目的作出了回应,即个体、部门或组织间知识差异和不均衡推动了跨界的知识共享活动,以促进知识整合和创新.
知识共享具有多主体性,强调跨越边界,在个人、团体、部门和组织之间的扩散和转移；知识共享发生的驱动力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知识差异和不均衡,由此产生了知识整合和共享的需求；知识共享是包含知识获取和知识奉献等多阶段的一方到另一方的知识转移过程；知识共享的目的在于促进彼此学习,实现知识整合和创新扩大知识价值.公共组织是典型的条块分割体制下形成的多部门集合体,各部门具有不同的职能领域,由此必然产生部门职能活动的相互依赖性,这决定了多个部门之间必须加强协同合作和整体治理.知识跨越部门边界进行分享实质是衔接部门依赖性的跨部门协同行为,以产生更具协同性的公共政策和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三、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结构
跨部门知识共享结构反映了用以测量跨部门知识共享实践的具体维度,是进行跨部门知识共享研究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内容.对跨部门知识共享结构的测量,目前有知识属性、知识共享过程和知识共享绩效三种视角.
(一)知识属性视角
依据波兰尼( Polanyi,1966)的观点,共享知识基于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指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音影工具等媒介表达和接受的知识,显性知识一旦创立,则很容易获取、传播与使用；而隐性知识则是指存在于人脑中的尚未经过组织的零散知识,属于个人思维或诀窍之类的东西,具有高度个性化、难于表达以及不易传播和理解的特点.王智宁和王念新( Wang&Wang,2012)在基于中国背景下的实证研究中,从收集并使用正式报告或文件、培训及发展项目和信息系统等三个维度测量组织显性知识的共享状况；对隐性知识的测量维度则包括雇员的经验、雇员的专业化水平、知识的来源及出处和从过去失败中所得到的教训等四个维度.尼古拉斯(Carolina L6pez - Nicolas)和美洛诺一瑟当（Angel L．Merono - Cerdan）(L6pez- Nicolas&Merono - Cerdan,2011)在借鉴汉森(Morten T．Hansen)等学者( Hansen et a1．,1999)将知识类型划分为个性化和汇编型的基础上,从组织内部知识的编码程度、编码知识的易获取性两个维度测量汇编型的知识的共享状况,从知识的易获取性、获取知识的有效性、组织内部共享知识的氛围等三个维度测量了个性化知识共享状况.
知识属性视角是从相对静态的角度思考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结构,专注于知识类型本身,通过具体的知识表现形式、知识编码化程度和获取的难易度等指标测量不同类型的知识共享水平.
(二)知识共享过程视角
知识共享过程的视角则认为,知识共享并非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行为过程.基于知识共享过程视角的测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于知识共享两阶段论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知识共享活动主要包括知识获取与知识奉献两个方面.胡夫(Bart Van Den Hooff)和里德尔(Jan A．De Ridder) (Hoof&Ridder．2004)在借用阿迪奇维利(Alexander Ardichivili)等学者(Ardichivili et a1．,2003)测量维度的基础上,运用六项指标测量跨部门内外的知识奉献,关注知识共享意愿和行为主动性方面；同时,运用四项指标测量跨部门内外的知识获取,聚焦基于知识需求的知识分享行为.林秀芬( Lin,2007: 320)认为,知识奉献旨在将“个人层面的知识转化为团体和组织层面的知识,进而提升组织知识可资利用的存量”；而知识获取则由“获取来自内外部资源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和机制所构成”.知识奉献通过个体和团队成员间知识供给行为的意愿和主动性来测量；知识获取从个体和团队成员之间基于知识需求而形成的共享行为准则进行测量.
(三)知识共享绩效视角
知识共享绩效视角的测量是更为系统性地把握跨部门知识共享结构的一种途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威廉姆和布伦斯( Willem&Buelens,2007).知识共享被划分为知识共享强度和知识共享质量两个维度予以测量.跨部门知识共享不仅仅体现为行为本身,而应该是共享行为和共享结果的统一.知识共享绩效视角下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表现为知识共享强度和知识共享质量的两维结构.对知识共享行为的测量,超越了过程视角中对行为是否发生的视角,强调其行为发生的频率以及促进知识共享行为发生的正式或非正式机制；而知识共享质量则反映了知识共享的结果视角,即对知识共享的及时性、完整性、精准性等方面的系统考察.
四、影响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因素研究
对公共组织知识共享前置变量的研究,有助于组织采取管理措施进行干预,从而促进公共组织知识共享活动的发生与发展,进而提升整体性公共治理能力.影响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因素可归纳为五类因素,即知识因素、个人因素、组织因素、技术因素和法规政策因素（见表1）.
(一)知识属性
作为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发生的核心要素,知识自身属性必然对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发生的难易度、效率和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营利组织知识共享研究文献多选择从知识的显性和隐性视角探讨对知识共享的影响.由于知识编码程度的不同,自然导致显性知识更易被共享,而隐性知识的难度更大.以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显性知识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显著于隐性知识的共享( Ma et a1．,2014).
不同于营利组织的关注视角,目前公共组织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更强调共享知识质量的影响.姜如珍( Yeo - Jin Kang)等学者(Kang et a1．,2008)认为共享知识的两类特征即知识的清晰性和知识的有用性对知识共享活动具有影响,然而对韩国公共部门知识共享的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相比其它因素而言,知识的清晰性和知识的有用性并非对知识共享的显著影响因素.苏哈旺( Sokha Vong)等学者(Vong et a1．,2016)对柬埔寨食品安全和信息系统（知识管理系统）的研究表明,信息质量会对食品安全和营养信息系统的知识共享具有显著正向的影响.
(二)个人因素
作为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基本细胞,个体知识共享的意愿和动机对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不可编码的隐性知识.
1．预期的互惠利益
预期的互惠利益指个体在社会化交换过程中会存在这样的预期：他们的付 出在未来会获得公平的回报( Blau,1964).
尽管在公共部门情境下个体对于成本与收益的考量同样被认为会影响到知识共享的认知倾向和知识共享行为( Amayah,2013；Henttonen et a1．,2016),但关于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只有两篇.唐加拉贾(Gangeswari Tangaraja)等学者( Tangaraja et a1．,2015)将预期的互惠利益纳入内部动机因素并对马来西亚的公共部门管理者的知识共享行为进行的分析,结论表明：互惠对于知识共享行为（知识获取和知识奉献）产生显著正向性影响.然而,奥拉托昆( Wole Olatokun)和诺佛(Chinazom Irene Nwafor) (Olatokun&Nwafor,2012)在一项针对尼日利亚埃邦依州六个部共计297名公共部门雇员的实证研究发现,预期的互惠利益与雇员的知识共享态度和动机之间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
2．知识的自我效能
知识的自我效能是指拥有知识的个体认为其“拥有的知识能够解决工作相关的问题”（Olatokun&Nwafor,2012: 220）,提升工作绩效.相关研究持续表明,“与低水平的自我效能感相比,拥有较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更能够促进个体的知识共享”( Hsu et a1．,2007: 155).来自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的研究同样证实了知识的自我效能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
唐加拉贾等学者（Tangaraja et a1．,2015）以马来西亚公共部门管理者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表明个体知识的自我效能感显著正向影响公共部门管理者的显性和隐性知识共享（知识获取和知识奉献）行为.与之结论相类似,奥拉托昆和诺佛（Olatokun&Nwafor,2012）对公共部门雇员的实证研究同样发现,知识的自我效能感越强,公共组织雇员的知识共享动机也越强烈.
3．公共服务动机
与营利组织雇员不同的是,公共组织中拥有较高“公共行政精神”且致力服务于公共利益的雇员更倾向于对非功利性刺激（如荣誉感、成就感和自豪感等）做出反应( Perry&Wise,1990).公共服务动机视角体现出公共组织使命与职能相关的的独特性,这种非自利性动机（公共服务动机）与知识共享的关系近期也吸引了一些学者进行探讨.
陈重安和谢智伟( Chen&Hsieh,2015)以台湾地区公共部门中层管理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向影响公共部门知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行为,进一步针对公共服务动机结构维度的分析显示,同情心、对公共利益的承诺对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共享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卢重团( Luu Trong Tuan) (Tuan,2016)在一项针对越南公共组织中562名雇员和197名管理者知识共享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公共服务动机不仅显著正向影响部门雇员的知识共享行为,而且还能够在管理者领导力和知识共享行为之间发挥积极的*效用.唐加拉贾等学者( Tangaraja et a1．,2015)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对马来西亚公共部门管理者的知识共享（知识获取和知识奉献）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金尚木( Sangmook Kim)(Kim,2017)对韩国公共部门506名公务员知识共享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的前两个维度对知识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组织因素
任何知识共享活动的发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组织情境,组织架构和情境因素与知识共享的关系向来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1．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规定了组织内部知识流动的正式渠道,缺乏灵活性的组织结构会影响组织内部的交流和知识的转移,进而会阻碍组织知识共享活动的推进( Pee& Kankanhalli,2016).与多数营利组织知识共享研究文献的研究视角相似,多数学者借鉴了霍尔(Richard H．Hall) (Hall,2002)和瑞尼(Hal G．Rainey)( Rainey,2003)提出的组织结构测量维度：正式化和集权化,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公共部门组织结构对于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的影响,相关的实证结果显示,组织结构对组织内部个人的知识共享行为和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 Kim&Lee,2006；Amayah,2013).
具体到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格兰特（Robert M. Grant） （Grant,1996）早已指出,影响跨部门知识共享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部门之间的协作机制.这些协作机制加速了不同部门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与合作,包括知识资源的交换等（Grandori,1997）.尽管一些实证研究显示公共组织的正式化和集权化的整体水平对个体层面知识共享行为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并不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部门间的协同机制与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关系.迄今为止,只有一篇研究文献从这一视角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威廉姆和布伦斯( Willem&Buelens,2007)以比利时公共部门为研究对象,从部门间协作机制的角度探讨组织结构和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虽然正式纵向协调对跨部门知识共享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正式横向协调和以人际关系网为核心的非正式协调机制对跨部门知识共享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组织领导支持
作为一种内部推动力,组织领导通过提供指导、资源扶持以及明确发展方向,影响着员工知识共享的知觉以及知识共享的意愿( Konnelly&Kelloway,2003),在组织系统内,来自高层领导的支持可以有效提升知识共享的数量与质量并有效减轻来自不同部门之间由于知识共享可能带来的摩擦.因而,组织领导支持通常被视为预测组织知识共享的重要变量( Wang&Noe,2010).
少量的公共组织知识共享文献也验证组织领导支持对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积极影响.苏哈旺等学者( Vong et a1．,2016)认为高层领导的支持有助于公共组织成员知识共享认知和意愿的形成,共享知识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在其后的实证研究中,他们分析了柬埔寨公共部门中高层领导的支持对知识共享行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研究不仅证实了高层领导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公共组织知识共享行为,而且还明确了高层领导支持是公共组织知识共享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姜如珍等学者( Kang et a1．,2008)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高层领导的支持不仅显著正向影响组织中雇员的知识共享行为,而且在影响公共部门雇员的知识共享行为诸种因素中是最重要的前因变量.杨东谋和吴怡融( Yang&Wu,2014)以台湾公共部门雇员为主要调研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发现：台湾电子政府的建设有赖于组织参与机构中的高层领导以及公共组织内部更高层级领导的支持.这些高层领导的积极参与并在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中充当权威性或者支持性角色更有助于达成共识,提高知识共享项目推进的主动性和优先性,化解各平行部门之间的分歧,提升协调的效率,推动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的实施.
3．组织激励
众所周知,个体的行为受认知的价值和行动的收益所驱动( Lin,2007),适当的激励可以影响个体的行为动机( Yao et a1．,2007).因此,组织激励可以被视为影响知识共享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尼利(Andy Neely)(Neely,2002)曾从更加直观的角度对组织激励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一方面,促进特定环境中的成员积极参与和交流沟通；另一方面,激发组织成员更好地获取、拥有、传送信息和知识.
金素熙( Soonhee Kim)和李亨秀(Hyangsoo Lee) (Kim&Lee,2006)以韩国的公共组织雇员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结果显示,基于绩效的奖励体系显著正向影响组织成员的知识共享能力.同样,姜如珍等学者( Kang et a1．,2008)的实证研究不仅揭示了组织的奖励体系与跨部门知识共享行为间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而且明确了它在影响知识共享行为中众多因素中的重要程度（其重要性仅次于高层领导支持）.帕克（Min Jae Park）等学者(Park et a1．,2015)在蒙古电子政务建设背景下,检验组织绩效激励与知识共享的关系,同样验证了金素熙和李亨秀( Kim&Lee,2006)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即组织的奖励体系正向促进了组织的知识共享行为.
然而,也有学者对组织激励研究得到了不同的观点.阿马耶( Angela Titi Amayah) (Amayah,2013)的研究发现,组织的绩效激励对知识共享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苏哈旺等学者( Vong et a1．,2016)的研究发现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的组织激励与知识共享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也就是说,研究并没有支持组织激励变量显著影响知识共享的动机、态度和行为的结论.究其原因,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奖励不足（知识共享的代价超过个人收益、绩效衡量困难导致奖励与付出不匹配、内部激励不到位等）、知识共享期间产生的挫败感（源于个人没有达到知识共享的预期目标）以及激励的“挤出效应”.
4．组织信任
信任通常被认为是个人价值观、态度、心情及情绪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具有情感成分的理性决策,是人际互动的第一步,也被认为是知识共享行为具有预测和解释力的重要变量.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以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持续探讨了信任与知识共享的关系,并得到一致的结论：信任对组织知识共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Sharratt&Usoro,2003).
公共部门领域的少量研究基本借鉴了营利组织人际间信任的测度,探讨其与公共部门知识共享的关系.崔玉珍( Yujin Choi)(Choi,2015)从组织雇员间的信任以及对组织监管者和领导的信任两个维度探讨了信任与知识共享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公共雇员的知识共享行为.姜如珍等学者( Kang et a1．,2008)探讨了以信任作为*变量的条件下,知识共享与个体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信任显著影响知识共享与个体的组织绩效.赛巴(Ibralum Seba)等学者(Seba et a1．,2012)针对迪拜的实证结果表明,信任是促进组织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因素,对于信任氛围较低的公共组织而言,在提升知识共享水平方面,构建良好的信任氛围极为关键.威廉姆和布伦斯( Willem&Buelens,2007)针对比利时358名公共组织雇员的实证研究表明,信任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共享强度和知识共享质量,是有效预测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的重要变量.帕克等学者( Park et a1．,2015)对蒙古实施电子政务背景下的实证研究同样验证了信任对知识共享的正向促进作用.
尽管信任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影响跨部门合作的重要因素,但对于跨部门知识共享情境下的信任研究几乎仍属空白.近期开始有研究将信任概念延伸到了组织之间和跨部门关系中,尼尔扎德（Helle Neergaard）和佑霍尔（John ParmUlhfsi）认为组织信任建立在个人信任的基础上,并将跨组织信任视为“合作伙伴一方认为另一方采取的行动将会产生双赢的结果,不会采取出乎意料的行动损害对方利益”（Neergaard&Ulhfsi,2006: 522）.该认知隐含着这样的假设,即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双方都信赖对方的行为.桑德胡( Manjit Singh Sandhu)等学者(Sandhu et a1．,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部门之间缺乏信任被视为阻碍知识共享的一项重要因素.吉尔一加西亚(J. Ramon Gil - Garcia)等学者( Gil - Garcia et a1．,2010)通过对美国刑事司法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公务员的大量访谈和观察,探讨了跨部门信息共享环境下的信任的构成要素,发现角色和责任的清晰度、对参与（合作）组织的了解以及权力的运行三项要素是对跨部门信息共享情境下的部门间信任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的要素,由此影响到跨部门信息共享活动.
(四)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被许多学者视为与个体因素、组织因素相并列影响组织知识共享的重要性因素( Reige,2005).技术因素一般包括存在于组织内部或部门之间的网络系统、数据库系统和信息或知识管理系统等软硬件方面以及相应的人性化设计、培训状况或使用程度等培训教育方面( Yusof et a1．,2012).研究者们已经反复强调IT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和在组织信息与知识集成方面的应用(Ali& Leidner 2001；Grant,1996；Teece,1998).对信息技术维度的选取,公共组织知识共享领域的部分研究者采用了与营利组织类似的思路,从ICT基础设施建设、IT系统的员工利用水平和IT系统利用的简便性视角探讨两者的关系.
金素熙和李亨秀( Kim&Lee,2006)从信息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的易用性感知两个维度测量了信息技术对于韩国公共部门雇员知识共享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的运用与雇员的知识共享水平之间正向的显著性影响,但是信息技术的易用性感知与雇员的知识共享能力之间并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性,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影响韩国政府受访对象的知识共享行为方面,信息技术是最为显著性的因素.桑德胡等学者( Sandhu et a1．,2011)的研究也发现,技术因素是影响部门知识共享的最重要的组织障碍.崔玉珍( Choi,2015)以信息技术为调节变量,探究了社会资本与知识共享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是影响政府知识共享行为的重要因素,认为鼓励使用信息技术或通过培训促进信息技术的使用是提升部门中知识共享有效的策略.
尽管信息技术在知识共享和转移的重要性在营利组织和公共组织都得到论证和强调,但考察信息技术对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未能突破已有框架.在现有少量的文献中,仅有一篇文献从信息系统的差异性视角探讨了不同部门信息系统开发的不均衡性和信息安全对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研究.杨东谋和吴怡融( Yang&Wu,2014)以台湾公共部门为案例研究对象,发现信息系统的异质性、信息安全和信息化的不对称都显著影响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的展开.
(五)法规政策因素
公共组织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导致公共部门能更多考虑自身的活动而不是跨边界的活动；同时,公共组织所面临的安全与保密、隐私、公众参与等多样价值观也给其活动造成更多不确定性( Yao et a1．,2007)；因此,较之于营利组织,政策或法律规定是推动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活动的一项重要因素.杨东谋和麦克斯韦尔(Terrence A．Maxwell)(Yang&Maxwell,2011)指出,政策和法律的规定有利于共享知识双方关系建立、减轻共享知识风险以及培育组织之间知识共享活动过程中的信任.帕尔多( Theresa A．Pardo)等学者(Pardo et a1．,2004)认为政府部门的政治环境对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产生了制度性和情境性的影响.官僚体制对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所造成的障碍可以通过构建鼓励知识运用和知识管理实践行为的政策规定加以解决.除了运用规范分析,国外近两年开始有研究文献将法规政策因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探讨政策因素对跨部门知识共享的影响.杨东谋和吴怡融( Yang&Wu,2014)的研究发现,政策和法律因素对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具有“双刃剑”效应.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否明确规定了知识共享的各个主体的义务；第二是否对共享知识具有明确的限制；第三是否对获得知识类型具有明确的限制.赛义德一依克桑( Syed Omar Sharifuddin Syed -Ikhsan)和罗兰(Fytton Rowland) （Syed - Ikhsan&Rowland．2004）对马来西亚公共部门知识共享绩效影响因素的结果也表明,政策指导因素对知识共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五、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结果变量研究
综观现有文献,对跨部门知识共享结果变量的研究集中于私部门领域,私部门的营利性使得其更关注知识共享与组织创新能力和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大量该领域的实证研究已证明,组织知识共享有助于组织创新能力的提高(Liebowitz&Chen, 2003; Jantunen, 2005; Yeh et al.2006, Lin, 2006, 2007;Wang&Wang,2012),是提升组织绩效的有效手段(Du et al.2007；Chow,2012)o
相对于私部门丰富的研究文献,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结果变量的研究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变量选择也较为单一,知识共享和组织绩效关系是研究焦点,其中,个体绩效视角在公共组织知识共享中相对常见.学者普遍认为,雇员是组织中信息和知识的来源,组织的知识共享依赖于个体的信息和知识在组织内部的转移和共享,个体绩效是组织绩效的一部分,组织绩效建立在员工个人绩效实现的基础上( Wiig,2002),相关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知识共享对个人工作绩效存在着相关关系( Park&Im．2001；Kim,2002).姜如珍等学者(Kang et a1．,2008)以韩国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为研究对象,借助于埃柏瑞尔(Magid Igbaria)和谭(Margaret Tan) (Igbaria&Tan,1997)以及格塔尔(HalG．Gueutal)等学者(Gueutal et a1．,1984)对绩效的测量方法,探究了知识共享对于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知识共享与个人的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帕克等学者( Park et a1．,2015)在蒙古电子政务建设背景下,以知识共享作为*变量,检验知识共享在信任、奖励、领导等组织社会因素与员工绩效之间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知识共享对员工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在组织社会因素和员工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作用.亨托恩( Kaisa Henttonen)等学者(Henttonen et a1．,2016)以芬兰东南部的公共组织为样本,以受教育层次为控制变量,借助于结构方程模型工具,探讨了知识共享倾向（态度、效益评估、自我效能）、知识共享行为以及个人工作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模型不纳入教育层次变量的条件下,知识共享倾向不仅正向显著性影响知识共享行为,而且知识共享行为能够有效调节知识共享的认知倾向与个人绩效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尽管有一些学者提出过公共组织知识共享与组织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但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非常之少.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苏哈旺等学者( Vong et a1．,2014)以柬埔寨食品安全与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进行的研究.他们采用最小二乘法回归( PLS)对知识共享与组织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知识共享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接着将组织类型（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作为调节变量纳入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即使在组织类型作为调节变量的情况下,知识共享依然对组织绩效产生正向显著性影响.其研究价值在于从部门整体层次论证了公共部门知识共享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凸显了知识共享对于组织绩效提升的价值.
六、未来研究展望
相对而言,近十年来公共组织知识共享领域的研究文献正日益增多,尤其是政府组织.但与营利组织知识共享的研究文献相比,公共组织知识共享的整体研究依然匮乏,有限的研究文献中,定性探讨多,定量研究较少；关注公务员层面的知识共享较多,跨部门或跨界层面的知识共享研究很少；更未能与整体性治理理论、协同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等基础理论进行深度结合和分析,无法有效探究和发现知识资源在公共组织内跨部门的整合、使用、共享、管理和创新等环节的活动规律.
许多学者一致认为,知识已成为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核心要素( Blackman et al．2013；Pee&KanKanhalli,2016),对于力求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公共部门而言,“确保雇员之间有效的知识共享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管理层面的挑战”( Kim&Lee,2006: 370).知识共享能够创造更加先进的组织知识,而这种知识层面的创新能够有效地改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Wiig,2002),对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公共服务或公共项目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Chen&Hsieh,2015).尽管知识共享对公共组织活动的促进作用达成一定共识,然而,研究文献表明,目前该领域的研究议题主要聚焦于知识共享前置变量,重点在于探讨和把握个体、组织和技术等变量对知识共享活动的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相对而言,对知识共享与政策制定、公共服务供给和公共组织创新等结果变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极为匮乏,这不利于我们深入而全面理解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对组织活动所产生的影响,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当前关于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的研究,在样本数据的采集、分析期间,注重的仍然只是横剖数据,这会弱化研究量因果关系的解释能力( Choi,2015).这些数据要么来源于单一的组织或部门内部,要么来源于同一时间段内对相关的部门或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数据采集.这种数据带来的研究局限仅仅证实了变量的可解释性,导致结论的准确性、科学性和客观性存在较大的争议,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还致使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受到很大的制约,诚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纵向研究方法的运用( Choi,2015；Pee&KanKanhalli,2016),从较长的时间里观察和分析公共组织跨部门知识共享发生和发展过程,分析影响不同部门或跨部门知识共享的诸种因素,深化议题的研究力度,提升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可靠性和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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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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