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共识和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与其比较，该文是关于福利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与福利国家公民和分化和共识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摘 要】论文基于ISSP2009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关键词】福利态度 福利体制 社会价值观念 个体自利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2486 (2018) 03 -0055 -26
一、引言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强调公民福利来源的多元化,但政府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定、福利资源的传输以及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等方面仍占据主导地位（彭华民,2012）.政府福利提供与责任一直是各个国家社会福利领域中的重大议题,公民福利态度是社会成员福利需要的表达,是政府福利提供最根本的依据.相关研究表明,公民对某项特定福利项目的支持度会影响本国福利政策的制定以及社会福利支出的水平( Jaeger,2006b,2009；Wong et al．,2009).因此,探讨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福利国家合法性的保障、福利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社会团结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
以1980年考夫林( Richard M. Coughlin)的《意识形态、公共舆论、福利政策：工业化国家中关于税收与支出的态度》一书为起点,公民福利态度的研究开始从国别研究转向跨国比较研究（Jaeger,2009；臧其胜,2016）.西方福利国家的学者在对公民福利态度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福利体制,即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福利政策以及福利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制度特征,是否与公民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及其他福利供给责任的偏好与支持度相关( Jaeger,2006b; Korpi,1980).同时,在这些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中都围绕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在不同的福利体制类型（通常操作化为社会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中,由于国家、市场和家庭等在福利供给中的角色存在着历史性和制度性的差异,因此公民对政府再分配的支持度会随着福利体制的不同而呈现系统性的变化( Jaeger,2009；Linos&West,2003；Svallfors,1997).一些实证研究证实了公民对福利国家再分配政策的支持度会随着福利体制从自由、保守到社会主义呈现递增性的变化( Andre[3&Heien, 2001; Bean&Papadakis, 1998; Bonoli, 2000; Svallfors, 1997)．但也有研究并未证实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会遵循上述系统性的变化趋势( Arts&Gelissen, 2001; Dallinger, 2010; Gelissen, 2000; Jaeger, 2009).同时,一些学者指出埃斯平一安德森( Gosta Esping - Andersen)对福利体制类型的划分过于简单,未能体现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复杂性以及涵盖其他类型的福利国家,因此在对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中增加了地中海式福利体制( Dallinger,2010；Leibfried,1993),以及激进自由主义福利体制(Castles&Mitchell,1992；Svallfors,1997).但自20世纪90年代埃斯平一安德森提出福利体制的类型学概念以来,福利体制就成为社会政策国际比较研究中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模型,且有关福利范式的比较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间的理论探讨和经验论证,忽视了对西方之外的福利体制类型以及非福利国家的探讨（熊跃根,2007）.随着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出现以及东亚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学界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特征以及东西方福利模式的比较研究( Goodman&Peng,1996；Holliday,2000；Jones,1990),但在公民福利态度的跨国比较研究中尚未引入东亚福利体制的视角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引入东亚福利体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可以填补现有的福利态度国际比较中对东亚福利模式研究的空白.
在对东亚和西方的福利体制进行比较时,东亚独特的儒家文化基础决定了东亚福利模式的形成过程,也使其成为一种独立的、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的研究单位（金卉、祝建华,2014）.西方社会由于长期受到公民文化的影响,个体被视为独立的存在,公民基于其享有的公民权利,有权要求政府履行福利责任( Chow,1987).而东亚的儒家文化则强调家庭中心主义以及家庭本位的福利文化,表现为个体是家庭网络的一部分,个人福利的实现是家庭的一种责任,由国家提供福利的观念相对缺乏,因此公民较少地基于其公民权利要求政府承担福利责任,这就诱导公民减少了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期待（Chow,1987；朴炳铉、高春兰,2007）.我国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长期受到家庭本位福利文化的影响,个体、家庭和社区等而非正规制度在福利供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臧其胜,2015),但随着我国人口、家庭结构的转变,传统家庭网络在照顾家庭成员和亲属等方面的能力减弱,公民对政府福利提供的需求和期望也随之提高.因此,基于与东亚家庭本位福利文化的同质性和与西方公民文化的异质性,对东西方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化对我国福利制度以及政府福利供给角色的思考.目前,我国福利态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更多的未直接采用福利态度的概念,且偏向于福利意识形态、福利认知和福利文化的研究( Han,201 1；毕天云,2005；彭国胜,2012；万国威,2015；闫金山,2015),较少地关注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基于此,本文引入东亚福利体制,并借鉴西方福利国家学者对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国际比较视角,探讨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特征与影响因素,既能丰富现有的东亚福利模式特征的研究以及福利态度跨国比较研究的成果,也能为同处于东亚文化圈的我国公民福利态度的研究以及福利制度的建设提供切实的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本文利用ISSP 2009社会不平等的调查数据,选取了四种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东亚福利体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并从个人自利、社会价值观念和福利体制维度探究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回顾关于公民福利态度的理论视角,并提出三个研究假设；其次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及变量处理方法；再次是研究发现；最后是本文的结论与讨论.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福利态度在不同的研究中由于其本身测量指标的不同,因而在概念使用上存在多元化的表述,大致有：福利态度( Welfare Attitudes)、福利国家态度( Welfare State Attitudes)、福利国家政策态度(Attitudes towards the Welfare StatePolicies)、福利意见(Public Opinion towards Welfare),福利应得性(WelfareDeservingness)、公众社会福利认知(Community Perception of Social Welfare)(Andre[3&Heien, 2001; Hasenfeld&Rafferty, 1989; Papadakis, 1990; Svallfors,1997；Tam&Yeung,1994；Van Oorschot,2006).本文的公民福利态度是指公民以支持或是不支持的方式对政府承担不同层面的福利责任做出回应,即对政府福利提供的一种情感认同度.国际上对福利态度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在西方福利国家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兴起的,目前现有的福利态度文献也大多来自福利国家.目前,公民福利态度的跨国比较研究主要有三个分析视角：
(一)个人自利视角
不同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的群体由于在政治经济利益以及面临的社会危机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形成了对政府福利供给的不同态度( Jaeger,2006b).自我利益假设( Self - Interest Hypothesis)认为,个体的社会地位与其福利态度之间存在直接关系,那些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更少关心政府的一系列再分配政策,更倾向于认同不平等和公平原则( Equity Principle)存在的必要性( Jaeger,2006a).相关研究发现,经济安全感较强的群体,比如收入较高、管理层、男性等,他们更容易持有经济个人主义( Economic Individuali)的观念以及更认同个人成就( Achievement)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准则,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个人福祉是努力工作的结果；相反,那些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包括低收入者、女性、蓝领工人等,他们更容易认同平等原则( Equality Principle)和集体责任,强调国家有责任保障他们享有一种基本水平的经济福利、安全以及基本的生活( Gelissen,2000).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另一重要因素,但是相关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一方面,哈森费尔德( Yeheskel Hasenfeld)和拉弗蒂(Jane A．Rafferty)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持有社会价值观和认同社会平等、公民权利等观念,因而对福利国家的一些福利项目表现出更多的支持( Hasenfeld&Rafferty,1989).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可能更接受经济个人主义,认为个人福利是奋斗和努力的结果,而不应该依靠政府的福利提供,反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 Andre[3&Heien,2001).同时,那些更依赖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以及能从社会保护中获得利益的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女性、失业者、低收入者、福利津贴的接受者等,更支持福利国家及其福利制度安排、制度实施的结果( Blekesaune&Quadagno,2003；Jaeger,2009).性别也是影响福利态度的重要因素之一.斯瓦富斯( Stefan Svallfors)认为：女性相比男性,对政府福利提供的态度更积极,这是因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更弱势的地位,更有可能成为福利项目的接受者,因而对福利国家的福利政策态度更积极；同时,由于女性在社会化角色中的分工中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顾工作,如果政府承担了这些福利责任,更有利于她们顺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 Svallfors,1997).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女性更认同平等和需要原则,而男性更强调公平原则,因此其对政府的再分配政策的支持程度存在差异( Arts&Gelissen,2001).
(二)社会价值观念视角
埃斯平一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1990)认为,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存在差异是因为福利国家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念,包括与社会平等、社会团结以及福利国家、市场等福利供给主体在福利提供中的不同角色等相关的观念.一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公民由于他们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和想法会内化在他们的福利态度中,影响其对福利国家福利提供的看法( Arikan&Bloom,2015).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和韩春萍,基于北京和华沙的比较研究发现,与北京市民相比,华沙市民的分配不公平感更为强烈,但北京市民对政府有更高的信任感,更赞成由政府通过一系列再分配的措施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Whyte&Han,2008).有学者认为那些更认同社会平等观念的人,更倾向于对福利国家各项福利政策的社会后果表现出积极的态度,且更不认同福利项目可能产生的负面的经济和道德后果( VanOorschot et a1,,2012).郭静和吉尔伯特(Neil Gilbert)认为,公民对政府提供儿童照顾福利责任的态度与其对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差距大小的认知呈正相关( Guo&Gilbert,2014).谭托尼(Tony S．Tam)和杨森(Sum Yeung)指出：香港公民的政治冷漠感和家庭责任意识减弱,但对个体权利的认知增强且更加认同集体主义趋向的福利模式,即更认同政府在福利提供中的作用；且个体权利观念较强的公民更倾向于认同政府对福利领域的介入( Tam&Yeung,1994).谭托尼分析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港生和陆生的人道主义观念和对政府福利提供的态度发现,总体上香港社工专业的学生比陆生的人道主义观念更强,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态度更积极,而陆生相对更认同要依靠个人努力来满足自己的福利需要、实现个体尊严( Tam,2003).
(三)制度主义视角
制度主义视角认为,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重要的情境性因素( Contextual Factors),公民对政府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支持度受到福利国家体制的制约( Svallfors,1997,1999).基于制度主义分析视角的福利态度研究均是以埃斯平一安德森提出的福利体制的分类作为参考标准.埃斯平一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1990)依据政府所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的大小将福利体制划分为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保守主义福利体制、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三种理想类型.具体而言,政府承担最大社会福利责任的是社会主义福利体制,政府作为最后出场者、承担最少社会福利责任的是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福利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也得到了相关经验研究的证明.安德斯( Hans - Jurgen AndreB)和海恩(Thorsten Heien)的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对政府承担三种福利责任（缩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提供就业机会给想工作的人、为每一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差别,表现为前共产主义福利体制下（以东德为代表）的公民最认同政府承担上述再分配的福利责任,其次分别为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以挪威为代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以西德为代表）和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美国为代表）的公民( Andre[3&Heien,2001).斯瓦富斯(Svallfors,1997)对8个福利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公民对政府承担缩小收入差异等再分配福利责任的态度受到福利体制的影响,表现为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以瑞典、挪威为代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以德国、奥地利为代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激进主义福利体制（以澳大利亚、新西兰为代表）.怛一些实证研究也并未证实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度遵循从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递减的趋势( Arts&Gelissen,2001；Dallinger,2010；Gelissen,2000；Jaeger,2009).格利森(John Gelissen)对14个欧洲福利国家的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发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中的公民对福利国家承担福利责任的范围( Range)和程度(Degree)均表现出最高程度的认同,相反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国家中的公民的支持度较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的支持度介于二者之间( Gelissen,2000).达林格(Ursula Dallinger)也发现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对政府收入再分配的认同度低于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 Dallinger,2010).杰格（Mads M. Jaeger）认为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并未都与埃斯平一安德森预设的福利体制假设一致的原因在于：首先,政府福利责任包含了目标( Goals)、途径(Means)、结果(Output)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目标又包含了政府福利提供的范围和程度两个维度( Jaeger,2006b,2009),不同的数据库采用的测量指标不同,学者们对指标的分析处理方法也存在不同,因而造成福利体制与公民福利态度之间的关系尚未确定.其次,很多学者认为埃斯平一安德森对福利体制理想类型的三类划分过于简单,并未包含欧洲其他类型的福利国家.斯瓦富斯( Svallfors,1997)将自由主义福利国家进一步细分出激进主义福利体制,以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为代表.达林格( Dallinger,2010)将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家作为南地中海福利体制的代表,把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作为不成熟的、处于转型期的后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
近年来,东亚福利体制成为国际社会政策比较研究的热门议题.有学者指出埃斯平一安德森对福利体制类型的划分忽视了对西方福利国家以外的福利模式进行研究（郑秉文,2003）.东亚福利体制中的东亚,大多数研究者指的是日本及被称为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五大经济体(楼苏萍,2012).但是,学术界对于东亚福利体制的概念是否存在一直存在争议.赞同的一方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概念存在,并具有其独有的特点.万国威和刘梦云( 2011)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没有明显地受到经济、政治体制的影响,具有自己独立的福利文化,只存在内在的差异而非整体的分裂.也有学者认为,东亚福利体制是一个单独、统一的且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的分析单位,具有生产主义、家庭在福利提供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三个特征（黄晓燕、万国威,2010）.李易骏和古允文( 2003)认为东亚福利体制具有低社会福利支出、低年金覆盖率、高福利阶层化、高社会投资支出等特征.古德曼( RogerGoodman)和伊藤鹏(Ito Peng)指出国家建构作为东亚福利体制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国家通过直接参与分配和再分配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Goodman&Peng,1996).不赞同的一方认为,东亚各国由于在历史背景与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经济体制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因而东亚福利体制这一概念比较勉强( Ramesh,2004).本文认为,虽然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政治体制以及现有的福利模式上存在差异,但并没有妨碍其在福利发展上均呈现生产主义的特点,共享着家庭互济的儒家福利文化,重视个体和家庭的福利责任以及低社会福利开支水平等相似性的存在.东亚福利体制的内在统一性是真实存在的,因而本文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别于西方福利体制的研究单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埃斯平一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1990)指出,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中,明显的阶级分化是社会不平等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矛盾的最主要来源,因而公民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可能较之其他福利体制最明显.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中,基于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处的状态,形成了明显的内部者( Insiders)和外部者( Outsiders)的区分：内部者享受着由社会保险项目带来的社会安全感,而那些失业者以及不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群体则面临较大的生活危机,因而可能基于公民的就业状态形成内部者和外部者的福利态度差异.在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中,因为女性大多在公共部门中( Public Sector)工作,相反男性更多的被私营部门( Private Sector)雇佣,因此可能形成明显的福利态度的性别与部门差异( Jaeger,2006b,2009；Linos&West,2003；Svallfors,1997).而在东亚福利体制中,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中的家族和宗族观念的影响,形成了明显的家庭本位的福利文化,家庭作为福利提供的重要主体成为其福利体系的显著特征（万国威、刘梦云,201 1）.同时,在东亚生产主义的福利模式下,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始终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目标,且该地区的威权政治制度体制是由保守精英占据主导地位,因而福利制度的设计主要是为了维持精英统治而不是以满足公民社会需要为目标导向(黄晓燕、万国威,2010；楼苏萍,2012).由于本文采用的数据库中未包含测量公民对家庭福利供给态度的项目,因此本文主要探讨在东亚福利体制中,公民福利态度是否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化特征.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三个假设：
假设1：不同福利体制下的公民福利态度存在差异.
假设2：个体自利、社会价值观念以及福利体制因素均对公民的福利态度有显著影响.
假设2a:个体自利因素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具体而言,那些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年龄较轻、处于社会上层、在业以及男性群体,更不认同国家的各项再分配政策,更倾向于强调由个人来承担福利责任.
假设2b:社会价值观念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公民的社会公平感越强、社会冲突感越弱以及认为收入差距越小时,则越不认同政府来提供福利.
假设2c:福利体制类型影响公民福利态度.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公民相较保守主义、社会主义、东亚福利体制中的公民更不认同国家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更强调削弱政府的福利责任.
假设3：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呈现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呈现基于就业状态的内外群体的福利态度分化,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呈现福利态度的性别分化,东亚福利体制呈现阶层福利态度分化.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设置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Programme,ISSP) 2009年社会不平等主题的调查数据,涉及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共55 238个样本,问卷包含了个人基本情况、对社会公平、社会冲突的状况、社会收入差距以及社会结构类型的判断等信息.由于本文试图探讨福利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而按照埃斯平一安德森对三类福利体制理想类型的划分及已有文献对典型福利体制国家的选择( Andre[3&Heien,2001; Bean& Papadakis,1998；Linos&West,2003；Svallfors,1997),选取美国(V5等于840)代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德国(V5等于276)代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瑞典( V5等于752)代表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同时,选取福利国家韩国(V5等于410)代表东亚福利体制①,共5 712个样本.
(二)变量设置及描述统计结果
1．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福利态度,即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支持程度.为了避免由于对福利态度维度操作化的单一性而导致的数据分析结果的缺失,本文选取了问卷中公民对政府再分配措施的福利态度组题：Q6b,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Q6c,政府应该保障失业者体面的生活；Q6d,政府应该减少穷人的津贴.②将该组题进行因子分析,采取特征值>0. 92的方法提取公共因子,KMO值为0. 597③,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p等于0.000),最络得到了一个因子,即公民福利态度,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7. 899%.且被访者的福利态度得分越高,表明其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越高.对政府福利责任组题以及公民福利态度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2．自变量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是个体自利维度,包括被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主观社会阶层、ISEI指数.其中主观社会阶层是被调查者对自己所属阶层的主观判断,1代表最底层,10代表最上层.ISEI指数代表被访者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是基于ISSP数据库中的ISC088（198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代码）转换后计算得到的连续变量( Ganzeboom et a1．,1992).第二个是社会价值观念维度,包括社会公平感①、社会冲突感②、收入差距认知三个变量.收入差距认知变量是“您认为本国收入差距很大吗”,选项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非常不同意.第三个是福利体制维度,变量的设置前文已述.自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见表2.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婚姻状态和家庭人口数量两个变量.已有研究表明,婚姻作为一种安全网,使已婚群体在抵御社会风险和危机方面的能力相比不在婚的群体更强,因此不在婚群体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态度更积极( Linos&West,2003).且家庭同住人口数量也会对公民的福利态度产生影响,家庭人口数量越多,更希望福利国家承担更多的福利责任( Muuri,2010).
四、不同福利体制下福利态度的比较分析
从表1简单的百分比、均值比较发现,虽然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的公民中达成共识,但其对政府提供收入分配、失业保障以及穷人津贴的福利态度仍存在差异.具体表现在：公民对政府应该缩小收入差距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德国、瑞典、美国；对政府应保障失业者体面生活的认同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对政府不应减少穷人津贴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德国、瑞典、美国.
同时,以公民福利态度为因变量、福利体制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有显著差异（F值等于 362. 813,p等于0.000<0.001）,验证了假设1.用最小显著差法(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LSD)进行多重比较(见表3)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对政府福利提供的支持度从高到低分别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这既符合埃斯平一安德森预设的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会随着福利体制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到社会主义表现出递增性,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突出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特征.而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其公民对政府承担收入再分配、保障失业者生活等再分配福利责任的认同度最低.这也符合自由福利体制的特征,即福利制度以补缺型为主,市场在福利资源的分配中占主导地位,国家福利供给的角色被限制在最低水平,只有当市场、家庭失灵时,国家才会承担福利责任( Jaeger,2006b,2009).
五、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将个体自利、社会价值观念和福利体制维度的自变量依次纳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中,通过各模型的解释度( Rz)变化以及各维度下自变量的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变化,分别探究上述各个维度的自变量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表4（模型1-模型3）各回归模型中,0.1<容差<1,1<VIF<1.990,说明进入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且各回归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1至模型3对公民福利态度变异量的解释力( Rz)也逐渐增强.表4的统计结果表明,作为控制变量的婚姻状态和家庭人口数量会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具体而言：相比已婚群体,不在婚群体更支持政府承担再分配的福利责任；家庭人口数量越多的公民,越少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措施,这可能是因为当家庭人口数量较多时,家庭成员间可以相互扶持和照顾,因而降低了对政府福利供给的需求.
(一)个体自利维度
在个体自利维度上,年纪越轻,越倾向于认同政府承担福利供给的责任.这可能是由于年轻人相比年老的人,正处于劳动力市场中,更能清楚地感受到社会收入的较大差距,也更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支持制度化团结( Andre[3&Heien,2001),因而更希望政府对收入差距等进行再分配的调控.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不同( Blekesaune&Quadagno,2003)：其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健康状况的下降,老年人的福利需要会增加,因而更依赖福利国家的各项福利项目；而年轻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承担了更多的赋税,更不认同政府的再分配措施.
模型1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不支持政府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 Andre[3&Heien,2001; Arts&Gelissen,2001).主观社会阶层对公民福利态度呈现显著的负影响：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对政府福利供给的福利态度更消极.相反,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底层的人,更倾向于支持政府承担再分配的福利责任.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是福利国家各类福利项目和津贴的受益者,因而会比社会上层更支持福利国家及其制度支排、制度实施的结果( Hasenfeld&Rafferty,1989；Papadakis,1990).ISEI指数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体现在,公民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不认同政府承担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障等福利责任,与主观社会阶层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一致.格利森( Gelissen,2000)认为那些经济安全感较强的群体（收入较高、职业地位较高,如管理层等）更不关注政府的再分配,更认同社会不平等存在的必要性.总之,这些结果符合公民福利态度的自我利益假设( Self - Interest Hypothesis),但由于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在模型3引入福利体制变量后变得不再显著,因此假设2a只得到部分验证.
(二)社会价值观念维度
在控制模型1的影响下,表4模型2显示了社会价值观念因素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可以看到,在引入了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三个自变量后,模型2的R2增加至0. 325,表明社会价值观念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更大.社会不公平感及社会冲突感越强烈的公民,越赞成政府应承担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障等福利责任；且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相比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合理的公民,更支持政府的福利提供责任.因此,假设2和假设2b得到验证.黄叶青(2014)对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的分析发现,社会过于不平等或过于平等都不是最佳的状态,公民福利态度随着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状的认知而发生变化,呈现出钟摆式特征；当公民判断收入差距过大时,则更倾向于加强政府的再分配作用,当公民认为收入差距较合理时,就会希望减少政府在福利提供方面的责任.
(三)福利体制维度
表4模型3探讨了福利体制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这既符合埃斯平一安德森预设的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支持随着福利体制从自由、保守到社会主义表现出递增性,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强调国家在保障社会制度化团结以及再分配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因此,假设2和假设2c得到验证.怀特( Gordon White)强调东亚福利体制中政府的角色,指出东亚经济体政府部门通过直接参与分配、再分配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发展中的主导地位( White,1998).杰格(Jaeger,2006b)认为在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中,国家是社会福利保障的主要提供者,在福利资源的配置和传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去商品化程度最高,可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和平等；且公民基于其享有的公民权利,可以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公民权的实现范围邗程度也最高.
六、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比较
埃斯平一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1990)认为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福利国家内部呈现明显的阶级分化,保守主义福利体制的福利国家内部呈现明显的基于就业状态的内外部群体分化,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福利国家内部呈现明显的性别和部门分化( Jaeger,2009；Linos&West,2003；Svallfors,1997).东亚福利体制由于其威权政治体制而导致福利制度设计精英化,具有高社会福利阶层化的特征（李易骏、古允文,2003）.因此,不同福利体制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可能会形成特定的公民福利态度分化特征.①
据表5可知,在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以德国为代表）中,就业状态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显著,表现在失业、退休以及不在劳动力市场中（例如家庭主妇、永久性的残疾人等）的群体,相比就业的群体,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态度更积极.在社会主义福利体制（以瑞典为代表）中,性别变量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显著,公民的福利态度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具体体现在,女性相比男性,更倾向于支持福利国家的一系列再分配政策.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以美国为代表）中,虽然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未对其福利态度有显著影响,但公民自身的主观社会阶层判断对福利态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现为那些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群体,越不认同政府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而在东亚福利体制（以韩国为代表）中,并未出现假设3中所预设的公民福利态度呈现阶层化特征,反而年龄对公民福利态度有显著性影响,公民福利态度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特征,具体体现在年纪越轻,越倾向于认同政府承担福利供给的责任.这可能是由于处于东亚儒家家庭本位福利文化中的年轻人,其家庭福利责任观念较强,尤其是在照顾老年人和抚养儿童方面( Wong&Wong,2005).因此,他们除了要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命体福利、满足个人的社会需要之外,也要承担起照顾家庭成员的重任,因而他们相比年老的人会有更强的集体主义福利趋向的福利意识,即更认同政府承担起相应的福利责任.因此,假设3得到部分验证.同时,表5显示,在不同的福利体制中,社会价值观念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比较一致,表现在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较强、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都更赞成福利国家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体现出不同的福利体制中公民对政府福利提供的福利态度也存在一定的共识特征.
首先,各福利体制中组群间的分化结构产生了特定的公民福利态度分化特征.具体而言,作为自由主义福利体制代表的美国,其公民的福利态度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分化的特征.正如埃斯平一安德森( Esping - Andersen,1990)所指出的,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国家内部,阶级分化是社会不平等和冲突的最主要来源,且伴随着种族内部的阶级分化问题不断突出,不同种族间的差异稍微弱化；同时,市场作为资源分配最重要的途径,强调个体应该依靠市场来实现自给自足,只有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群体通过严格的资产审查才能获得少量的政府救助.因此,公民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在该福利体制中最为明显.作为保守主义福利体制伐表的德国,公民福利态度呈现出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分化特征.由于社会保险项目是与劳动者的收入挂钩,因而那些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优势地位且收入较高的群体,能够从社会保险中获得较好的保护,成为“内部群体”；相反,那些依赖于福利国家（如失业者、退休群体、永久性残疾人等）、与劳动力市场联系较弱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较差的“外部群体”则面临较大生活危机；因此,公民福利态度的“内外群体”分化在该福利体制中最突出.瑞典作为社会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这是由于在该福利体制中,女性大多被福利国家雇佣,而男性主要是在私营部门中工作,因此他们在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责任、税收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立场.作为东亚福利体制代表的韩国,公民福利态度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的特征.东亚福利体制的国家大都处于东亚文化圈,受到儒家传统的家本位福利文化的影响,高度强调个体利益应服从家庭利益,注重孝道,重视家庭成员和亲属间的相互照顾和扶持（杨善华,2011）.因此,作为家庭网络一部分的年轻人,既要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自我负责,也要负担起照顾家庭中长者和幼童的福利责任,更希望通过政府一系列福利供给的措施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福利需要.
其次,在不同的福利体制中,公民对政府承担再分配责任的福利态度存在一定的共识,具体表现为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较强、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都更赞成政府的福利供给.从本质上看,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认知、社会冲突意识均属干主观社会分层研究的领域,揭示了社会分层和社会矛盾在公观认知及价值观上的反映（秦广强,2014）.因此,在各福利体制下,公观上对社会分化的感知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较为一致,即主观社会分化认知越高,越赞同由政府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
七、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第一,虽然政府应该承担一定的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国家的公民中达成共识,但不同福利体制中的公民福利态度仍具有显著差异,对政府福利提供的支持度从高到低分别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这个结果既符合埃斯平一安德森预设的公民对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认同度高低遵循从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到自由主义福利体制递减的趋势,也符合东亚福利体制强调国家建构在社会福利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特征.
第二,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具体表现在：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支持度从高到低依次为韩国、瑞典、德国、美国；社会不公平感及社会冲突感较强烈以及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更认同政府应承担缩小收入差距、失业保障等福利责任；认为自己在社会阶层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相比认为自己处于底层的社会群体,更反对政府对收入差距、穷人津贴等再分配领域的介入；受教育程度对公民的福利态度也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第三,不同福利体制中社会群体内部的分化结构形成了特定的公民福利态度分化.体现在,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呈现明显的福利态度的阶级分化,保守主义福利体制呈现基于就业状态的内外群体的福利态度分化,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呈现福利态度的性别分化,东亚福利体制呈现福利态度的代际分化特征.同时,在不同的福利体制中,社会价值观念对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比较一致,表现在社会不公平感和社会冲突感较强、认为收入差距较大的公民,都更赞成福利国家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表明不同的福利体制中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福利态度也存在～定的共识特征.
(二)研究讨论
对福利国家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福利态度的本土化研究以及现阶段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作为东亚福利体制代表的韩国纳入分析,并进行东西方比较,扩展了福利态度国际比较的研究视野,而研究结果所反映出的东亚福利国家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公民在福利态度上的共识与差异,则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借鉴和福利实践参考.扩散理论认为,频繁的国际接触与交流有利于国家之间社会福利模式和社会政策理念的传递和学习（林卡、赵怀娟,2010）,而我国和韩国同处东亚文化圈,且互动频繁,则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区域福利体制的发展与影响.有学者认为,韩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对日本和欧洲社会保障模式“适应性学习”的结果,存在地区间的政策转移效应( Goodman&Peng,1996).在福利国家公民福利态度的比较研究中引入东亚福利体制,探究韩国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福利体系的特征,能对我国现阶段福利制度的建设提供参考.韩国福利制度存在明显的家庭主义、剩余主义以及低社会福利支出等特点,表现为更多地依靠个体、家庭和市场手段来满足个体的福利需要,限制政府在社会福利发展中的角色( Wilding,2008)．因此其公民对政府承担再分配福利责任有较高的期待.这就启示我们,处于社会福利制度转型期的中国,应当重新厘定和调整政府、个人和家庭、市场等福利供给主体的客观福利责任边界.各福利供给主体要在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的过程中实现功能互补、责任分明,既要保证家庭网络在照顾亲属方面的福利供给功能的正常运作,也要适度地扩大政府福利责任的范围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支出水平,以保障公民基本福利需要的满足以及缓解个体、家庭在福利提供上的资源不足与结构性障碍.
及时了解我国公民的福利态度,有利于直接捕捉公民对政府福利供给的期望和看法.基于ISSP 2009数据库中国公民福利态度的数据发现,我国公民对政府承担收入再分配(81.4%)以及保障失业者生活(87.4%)的福利责任的支持度相比四个福利国家的公民均比较高,但在穷人津贴层面上,超过一半(52.3%)的人支持政府应该减少穷人的津贴,只有34. 5%的公民认为政府不应该减少穷人津贴,这远低于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代表,即美国公民对政府缩减穷人津贴的支持度(65.4%).因此,相较于四个福利国家的公民,我国公民更支持政府收入再分配和保障失业者生活的福利供给,更不赞成政府增加对穷人的津贴.由于我国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十分强调个体福利责任的价值观,认为个体应该通过参与劳动力市场来实现自给自足,满足自己的福利需要,且大多数人都认为贫困是个体懒惰造成的,勤奋和努力是个人成功的重要因素( Chow,1987；Tam&Yeung,1994；Wong&Wong,2005),因而我国公民更赞成政府对穷人津贴的缩减.这要求政府一方面应该严格控制提供给穷人的津贴水平,防止出现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依赖( Welfare Dependency)现象,但津贴水平也要维持穷人最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要鼓励那些身体和生理状况良好的穷人积极参与再就业培训项目,实现“以工代赈”( Workfare),尽快地摆脱对政府福利项目和津贴的依赖.
市场化改革导致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面临巨大的转变,社会阶层的分化扩大,加剧了人们的不公平感、不平等感以及对政府的不信任感等,因此公民更需要政府承担起收入再分配的福利责任.政府应该对收入差距进行适度的调控,构建合理的、能够体现分配正义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减少收入分配不公、经济不平等和防止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第三产业的快速崛起,失业人口的数量增加,失业者面临较大的生活危机,希望政府能够提供一定的福利资源和津贴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对于那些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群体,他们可以对自己的福利负责,不支持政府对再分配领域的介入与干预.因此,政府应该有侧重地关注那些福利需要亟待满足的社会群体,比如失业和低收入者、福利津贴的接受者等社会底层的群体,保障他们的生活能够维持在基本水平,而不落到贫困线之下,再普惠到一般的社会成员,从而构建起适合中国国情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彭华民,2011).
虽然我国长期受到家庭本位福利文化的影响,家庭在福利提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一直承担着有限责任,但在现阶段福利制度转型的大背景下,政府的福利供给理念也应从传统的维稳、补缺向社会需要的满足、公民权利与适度普惠等方向转变.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定位不应仅仅是维护社会稳定,而是应聚焦于社会福利的终极价值取向与基础,以满足社会成员的福利需要为目标定位,建立政府福利责任与公民权利的对应关系,以提高我国公民的福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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