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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述评相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与近三十年严复译名述评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研究述评论文 发表时间: 2021-03-06

近三十年严复译名述评,本文是研究述评类本科论文范文和严复和述评和译名有关学术论文怎么写.

摘 要: 严复译名问题近来一直为学术界所热议,但各方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观点不一的状况使得当前严复译名研究稍显重复、混乱.利用文献法,对近三十年来严复译名研究做简要梳理,发现目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严复译名观之探究和译名消亡原因之挖掘两个方面,语料库的应用和新史料的发现也为此类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然而,这些研究也暴露出了研究案例经典化、译名发展与消亡研究断代、语料不足及术语界定标准缺失等问题,研究者仍大有可为.

关键词: 严复;译名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 H315.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8) 04\|0144\|06

严复作为晚清翻译西学之第一人,其八部译著给晚清时期的国民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治异国语言之至乐”的学术精神颠覆了当时古旧的学问范式,其翻译功底可见一斑.然而,即便是严复这样的翻译大家,也曾在译介术语时发出“一名之立,旬月踟蹰”[1]263的感叹.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术语泛滥和术语翻译困难的问题展开论述,一语道出早期术语译名创制之繁与难.作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术语和术语翻译如今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而严复这种近乎开创性的术语引进和翻译活动更是如此.鉴于此,本文对当前严复译名研究略作梳理,分析其中的优点与缺陷,并在此基础上试对今后严复译名探究提出意见.

翻译界最早以专题形式论述严复译名的文章要属王克非[2]撰写的《<严复集>译名札记》一文.他以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为参考,整理收录了部分严复在各译著译例言、案语以及政文(政治性文章)中针对某一具体术语翻译的讨论,并且将其中有关译名厘定的言论拼凑成文.王文虽未以某一译名为切入点展开具体研究,但是其开创新的角度却打开了严复译名研究的大门,也为后辈学者指明了方向.王克非之后,国内严复译名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方向:a)术语翻译方法与译名观之探究;b)译名淘汰消亡原因之追溯.现就这两点分别总结评述.

一、翻译方法与译名观研究

这类研究的思路主线是以翻译本体(即严复某一个具体的译名)为出发点,从考据学、词源学和语言成分分析等角度,分析总结严复翻译术语时采用的方法,并最终提炼出严复的译名思想.陆道夫[3]以《天演论》“evolution”、“constitution”和《群己权界论》“liberty”三个词切入,结合严复本人的论述,将其译名方法总结为以下四点:注重译名的统一化管理;翻译以前界定新说之涵义;必要时会自造新词;为求易懂,广查古籍.后辈研究者杨红[4]、彭明蔚等[5]以数据统计的方式,得到了与之相同的观点.这一研究结果虽然打破了前人只述不究的藩篱,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难免有些泛泛而谈.刘松[6]也就严复译名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从严复各译著中广泛地收集译名语料,通过论述证明了严译术语符合其“信达雅”翻译标准;其次他把严复译名分为音译和意译两类,认为由于当时汉语张力不足,有些术语不得不采用音译策略,但如此一来“雅”就不复存在了,而意译则体现了严复在翻译术语时的创造性.此外,严复“树新译,不循旧”的“拓译名之荒”的做法则反映了严复维护汉语纯洁性的民族主义心理.与刘松广集语料的做法不同,刘莉琼[7]仅以“right”一词的翻译为例深入探究了其译名背后的机制,认为严复并非刻意仿古,对形而上的追求可能才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与精髓.张沁兰[8]以《严复集》中的《附卷·汉英译名对照表》为基础,在全语料的视角下全面考察了严复的译名情况,并将其分为音译、沿用古籍词汇、旧词新译和一语多译等四种类型.可见,此时严复译名研究已经由浅入深,从翻译手法和策略逐步向译名所负载的译者思想过渡.在此过程中,张德让[9]的翻译会通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他虽未就严复译名问题专门论述过,但却提出了严复“统新旧”“苞中外”的中西会通思想,认为严复在翻译西学时,首先以与原文相似的译语资源打通原文,而后“归求反观”,真正做到以西学纠正,更新中学观点.这一研究结果有力地否定了有些学者[10]所持的严译“格义”一元说的论调.格义法是翻译实践中常见的翻译策略,旨在寻找中外文化中的契合点和相似性,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与思想比附外来文化中不为中国读者所理解的“新识”.因此,从翻译理论角度来说,格义可以看作是读者反映论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会通法则不然,它在格义的基础之上,从西学角度反观中学之弊病,要求超越诠释主体的历史性和个人偏见,实现不同文化的视域融合[9].张景华[11]认识到了严译的会通性,但就严复译名问题而言,他认为严复在选择和创制术语时,并非单纯地以格义或者会通某一种手法就可以完成的,而是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出了严复译名语义场.由此可见,随着翻译研究逐渐呈现出文化转向的趋势,严复译名考究也逐渐深入,由先前的以意义指称论为转移的论述,转向了文化因素对译名的影响,推动了严复研究的发展.

应当指出,学界除上述对严复译名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正面研究外,还有部分学者客观地讨论了严复译名中的诸多缺陷.如王建鲁[12]就直抒胸臆地指出,严复对术语的任意使用,一方面体现了他对作为中国救赎基石的科学的术语规范化和严格化漠不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严复对日语新词的排斥心理.这一言论着实值得后辈的研究者予以关注和思考.反观中文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严复的许多译名已经不为国人所用,而他当初极力反对的日语译名如今已经变成了汉语话语体系中的常见词汇.郎宓榭[13]的统计显示,严复《中西译名表》共收录词汇482条,而现在还为学术界使用的仅有52条,有效使用率不过12%.这其中的原因纷繁复杂,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张德让和张景华虽在其论文的注释和结语处提及这一点,但均未能佐之以充足的史料,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这为后来的严复译名消亡原因的挖掘提供了研究思路.

二、译名消亡原因研究

严复一生八部译著另有一说为9部,把《支那教案论》也包括在内.均以文言为载体.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迅速普及,严复的诸多文言译名逐渐失去了使用群体,使用率下降,甚至出现了“死亡”的“惨状”.国内有多位学者发掘了现象背后的动因.袁锦翔[14]是首位探究严复译名消亡的学者,他指出译名从来都是边立边废,并且把严复译名废弃的原因分为以下五种情况:a)界说不清;b)用字古奥,过繁过长;c)追求典雅,译得过简;d)不该音译或音译不准;e)偏离原意,措辞不当.可以看出,袁氏主要从语义和语音等语言学角度入手研究,且每个原因后均配有实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冯天瑜[15]同样发现严复译名中的语音问题,认为严译中大量音译词存在音节复杂的现象,因此难以在汉语体系中立足,并逐渐被意译词取代.此外,他还突破性地点明了严译和日本译名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通过考察史料冯氏发现,自20世纪初日本译者加藤翻译的《天演论》传入中国以来,大批日本译名便和严复译名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局面.此后,张法[16]顺着冯氏的这条思路,分别从日语译名取得胜利的日本原因和中国原因两个角度详尽地探究了严复译名消亡的历史原因.由于日语文化性本身就对技术、对细节、对精致有偏好的一面,因此日语译名要较严复译名更加接近西学思想;而在中国方面,洋务运动导致中国教育体系全面西化,而日本则是该西化过程的捷径.大量的西方课程与图书从日本引进,随之而来的必然有新鲜的日译新词.从上述研究的关注点可以看出,严复译名消亡原因的研究也经历了一次由语言学向文化层面的转向.随着时代的进步,学界不再满足于文字本身,更注重影响文字的外部结构.

然而,正是在这样一股浪潮中,蒋骁华[17]逆流而行,重新从严译文字本身探讨译名淘汰的原因.他认为严复古雅的译文风格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其新译术语被淘汰的命运,具有审美价值的严译古文体不利于对新概念的严格定义.具体原因有四:其一,古文体不符合“新知新体”的时展趋势;其二,桐城文体追求“雅训”,但它却容易把西学概念转变为国学概念;其三,严复翻译术语采用大量单音节古词,而其具备的一词多义特性往往容易造成概念模糊;最后,曲高和寡的译文不适合大众阅读.廖七一[18]发现日语词汇结构和构词法均与汉语高度兼容,这在客观上为日语译名在中国的传播和盛行制造了空间.此外,他再次将严复译名衰败的事实置于历史语境下予以考察,指出严复开始译书之际正值中日交往的“黄金十年”,日本国内出现了“清国保全论”的观点,日本帮助甚至直接参与清政府的教育改革,大批学生赴日留学,各类教辅书籍及材料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这些事实均推动了日语译名在中国的顺利融入.蒋、廖两位学者虽角度不同,但各自给出的解释都不无道理.蒋文着重探究严复译名被淘汰的译者内部原因,廖文的历史学视角解释了译名淘汰的外部动因,二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相互补充,共同构建出了严复译名发展的历史全貌.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关严复译名淘汰消亡原因的研究多与考据学和历史学等传统学科方法挂钩,这是研究者力图还原历史真相的体现.然而,随着人们认知能力和科技知识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学科间的相互交流变得愈发频繁,翻译学也不例外.计算机的普及和语料库语言学的提出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范式,严复译名研究也因此受益,有了新的突破.

三、语料库与严复译名研究

基于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研究可以深入到许多宏观和微观的翻译现象,它所具备的对齐源语和目的语的功能能够帮助人们认清翻译的本质,因此,将其用于翻译研究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严译这种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出现大规模改动的翻译活动来说,其优点更是不言而喻.翻译界也确有学者在平行语料库视角下审视严复的翻译活动.黄忠廉[19]以自建的《天演论》平行语料库为例,主张在现有的语料库划分机制中增添变译语料库分支,以便现代科技能够和近代翻译研究相结合.黄氏的这篇论文,虽未介入《天演论》等严译语料库的应用层面,但为其他学者自建严译平行语料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黄立波和朱志瑜[20]就在此基础上,收集严译《原富》、郭大力和王亚楠合译《国富论》和杨敬年译《国富论》等三个不同时代的《The Wealth of Nations》译本语料,自行构建了三译本的平行语料库.他们把经济学术语的翻译作为切入点,以英语术语为节点词,通过语料检索分析认为,严复翻译的诸多经济学术语都有古籍来源,且其用法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语境和具体用法而变化.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严复虽表面上排斥日语译名,但仍旧在译文中使用日译新词的新观点.另外一位借助语料库研究严复的学者是韩江洪[21],其研究方法与黄、朱二人略有不同.他首先确定了汉语节点词“仁”,在自建的严译《群学肆言》语料库中做反向检索,最终发现严复在翻译时多以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单音节关键词处理源语中的各种表达,并将这种策略定义为“关键词方法”.

刘桂生曾在《在纪念严复逝世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呼吁学界不断以新的方法继续研究严复译著,平行语料库的应用可谓是对这句话的响应.在收集和对齐语料的过程中,研究者更容易发现严复对译文所做的细微变动,而语料库独具的语料检索和提取功能则能够攻破由于严译篇幅较长、改动较多而导致的原文-译文对照不清的障碍,进而更加准确且客观地考察严复的翻译活动.然而,科研创新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技术与方法的突破,新史料的发现也能够给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左右研究者的研究方向.近几年,国内研究者在严复史料方面也有重大突破,发现了严复八部译著之外的部分翻译手稿和批注稿件,推动了严复译名考察的进展.

四、新史料的发现与严复译名研究

李炽昌于2000年在英国剑桥图书馆发现了严译《马可所传福音》原件,拓宽了严复翻译研究的范围.任东升[22]在描述该译本时,对严复基督教译名问题略有涉及.在他看来,严复在翻译基督教术语时,虽然多沿用前人的旧译,但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则呈现出归化的倾向,而且频繁以佛教和儒家思想会通原文.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颇具启发性.严复译文中的佛教元素并不少见,如在《原富》中严复曾以“渐”“顿”二教修行之长短、得道之快慢总结斯密所说的两类征税方法.此外,从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称鸠罗摩什为“法师”的做法也可以看出严复对于佛教的尊敬.但学界目前鲜有人系统论述严译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这或能为以后的研究指明一个方向.

2013年,黄兴涛[23]意外发现了严复100年前主持清末学部“编订名词馆”时留下的一份《植物名词中英对照表》.据他介绍,该表是由林纾合译者魏易编撰的,严复则负责审核校对工作,并在其中添加了42条长短不一的批注,这对于严复译名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黄兴涛仔细翻阅各批注后发现,严复在其中或纠正魏易译名的错别字,或对其译名提出质疑,建议重译,更有甚者则直接体现了严复对“东文”(日语)译名的排斥态度.严复对译名创制的原创性和对本土文化的坚持可见一斑.冯志伟[24]受此启发,从现代术语学角度对严复在对照表中的批注做了更深层次的解读.首先,严复本身并非植物学方面的专家,且审校核对时除《说文》和《尔雅》等字书外没有专业书籍资料可供参考,因此严复经常做出错误的批注,这是术语专业性缺失的根源.其次,严复多次纠正魏易译名的做法则体现了他对译名确切性的关注.最后,严复此时开始注重译名的单译性,指出每当出现中文一名对应英文多词时,要“悉列于第二格中方合”,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严复早期的翻译作品中,一名多译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原富》中“standard”一词就有“准”“准程”“金银”等多种译名.严复审校该对照表的时间为1918年,此时距离他最后一部译著《名学浅说》出版已经过去近十年时间,这期间他由一语多译向译名单译性过度的客观事实可以看作是对有些学者严复语言观“非进化说”[25]的一种有力反驳.

五、目前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尽管学术界目前已经针对严复译名问题展开了充分的研究,也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本文在综述过程中发现现有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其一、案列太过经典化,重复性较强.研究者在论述其观点时,往往反复使用严复本人在各译著译例言、案语、正文以及书信中具体讨论过的例子,如此一来就会造成研究针对性强,研究结果重复的缺点.如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中对为何以“自繇”翻译“liberty”的言论就被6~7篇论文反复使用,相似的例子还有introduction-悬谈-导言(《天演论》)、economy-经济学-理财-计学(《原富》)、logics-名学(《名学浅说》)等.符号学家皮姆(Pym)认为:“翻译过程是理论化过程,译者在此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选择,而当他把自己如何选择的过程与他人分享时,就形成了翻译理论.”[26]目前大多数严复译名研究过度关注严复的分享过程,从而忽略了其理论化过程.严复一生八部译著,涉及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和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由他选择和创制的译名琳琅满目,仅从少数几个译者本人讨论过的译名中析出的译名观,恐怕难以解释严复所有的术语翻译.

其二、译名消亡并不代表译名本身失去研究价值.目前有关严复译名消亡的研究虽不无道理,但大都难以摆脱后世解释学上的优势地位和便利条件.因此,只有真正舍弃这种后世的便利,才能够真正地深入严复译名本体,体会到严复“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不易与艰辛.此外,译名消亡面临的另一窘境就是研究者仅把严复译名看作是一个静止不动的结果,而非动态过程,这使得严复译名生成研究与消亡研究相脱节,无法串联成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近年来,日语学术界逐渐兴起一阵“死语研究”热潮,即考察某一词汇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历史过程.研究者或许能够从中受益,把“已死”的译名“复活”.

其三、语料不足,且语料处理不当.目前严复译名研究语料的主要来源有二:《严复集》后附的《汉英译名对照表》和自建语料库.《汉英译名对照表》收录译名数量之多,查阅之方便的优点有目共睹,但却具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该表中的每一个源语术语均只对应一个目的语译名.严复译名的一大特色就是一名多译,因此表中提供的译名无法涵盖严复的全部译名创制实践,在分析译名观时可能会出现偏差.黄立波和朱志瑜在构建《原富》语料库时,仅以《原富·部甲》前五章为真实语料.然而,严译《原富》共五部三十三章,可见其语料利用率不足16%.此外,黄、朱二人的研究是在句级对齐的基础上进行的.此举在现今以忠实或对等为规范的翻译语境下并无不妥,但若用在以经世致用思想为翻译主旋律的近代翻译研究上,就难免有脱离语境之嫌,因为严复在翻译时采用的达旨法和桐城古文的文章学特征决定了其译文的变译性,严复创制的译名可能会随行文特征发生形变.鉴于上述原因,研究者借助语料库研究严译时,应当采取句级对齐和篇章对齐的双重标准,建立全译本的语料库,以确保研究结果公正客观.

其四、很多严复译名研究把人名和地名的翻译列入考察范围,这一做法值得商榷.根据《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给出的解释,术语(terminology)意指某一特别学科中的技术词汇与表达(the set of technical words or expressions used in a particular subject).因此,把人名和地名的翻译作为严复译名研究对象的做法,多少有些不妥,同时也暴露了此类研究在术语界定和筛选方面缺少标准的弊病.如果说地名尚且可以划分到人文地理学,那么人名就显得无处可去了.此外,术语符号不仅包括单词符号,还包括短语集合,一个词汇符号往往能够和其他单词符号生成新的短语型术语符号.目前研究并未对短语型术语翻译给予应有的重视,这也是今后研究应当攻破的难题.

六、结语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曾为早期译界所追捧,被视作是翻译界的“金科玉律”.然而,严复翻译本身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译名对原文改动较大,出现了所谓不忠实的现象,国内许多学者也针对此现象提出了诸如变译理论、翻译会通论变译理论是黄忠廉基于严复对原文改动的事实提出的,他把严复的翻译策略划分为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多种手法;张德让的翻译会通虽不是源于严复的翻译实践,但在解释严译时,也不能完全脱离严译的改动.等翻译理论.这一方面推动了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但在另一方面也是严复本人所述翻译思想与其翻译实践相脱节的例证.因此,严复译名观也绝不仅仅像他在译例言中所说的“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那样简单,还有更深层次的机制等待学者进一步挖掘.

该文评论:本文是关于对写作严复和述评和译名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研究述评本科毕业论文研究述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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