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历史、政治和文学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的一种写作姿态，该文是关于政治类论文如何怎么撰写跟写作姿态和政治和年代方面论文范文检索.
摘 要：当代政治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而是作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把当代政治运动中诸多历史事件纳入文学的叙事.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主要澄清当代政治运动的概念,深入理解当代政治运动与文学的紧密联系,洞察作家如何叙事当代历史与政治,认为这是对历史的一种经验表述和审美重建,是对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历史意识地准确把握.
关键词：政治文化；写作姿态；历史叙事；经验表述；审美重建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6-0036-07
当代政治运动并不是抽象的政治概念,它是在特殊的时代涌现出的历史话语,渗透着由领导者发起,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一种带有政治属性的特殊社会活动.它不仅牵涉到国家的权力关系,还关涉到群体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以及价值取向.当代政治运动与文学创作有着难以割舍的内在关联,它是文学反映社会政治生活、反思历史、修复创伤记忆、重建作家审美经验的一种叙事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之一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化对于文学发展的影响与制约,而是作家站在新的时代起点上回过头来把当代政治运动作为创作的独特文化资源纳入文学的叙事.作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进入文学书写,重塑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以美感重建历史经验,表现出作家彻底的反思精神和警醒意识.
必须承认的是,探讨当代历史、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首先对当代政治运动的实质与内涵作出梳理,继而认为当代政治运动与文学有着深刻的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外理论家和作家的创作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当代政治运动作为中国特殊的系列历史运动,理所当然是作家重新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双向互相渗透为一种复调式的对话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作家把当代政治运动纳入文学叙事,借助小说这种独特的文体,站在新的高度,以现实生活体验为基准,发挥历史的想象,深刻挖掘人在特定历史背景中的个体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表现出作家独特的艺术思考和审美洞见.
一、当代政治运动的实质与内涵
当代政治运动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活动.政治运动的实质在于,统治阶层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进行一系列必要的社会活动,或者是为了某种政治利益,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有计划地组织具有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同时,政治运动也可能是一种非正常的由当局发动的具有无比威力的且由群众参与的一系列社会运动.
在萧克等著的《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一书中,几乎都是以历史回顾的形式来阐释亲身体验的创伤记忆,并对政治运动作出详细的阐释,但并没有对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在博士论文《革命化控制中的运动——改革开放前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邵春霞从革命角度论述了政治运动,并不是很全面.而在赵鼎新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中,他从宏观上论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但是在该论著中,重点研究对象是社会运动,没有直接对政治运动进行界定.根据赵鼎新对社会运动的理解,实质上等同于政治运动.实质上,政治运动、社会运动与群众运动是有区别的.
尤其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学者王蔚《现代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研究》对政治运动做了详实的阐释和界定,这对我们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无疑具有启发性.王蔚在借鉴西方相关论著以及认真爬梳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史料的基础上,从现代化的视野进一步论证中国具有特色的政治运动.她认为中国的政治运动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逐渐生长起来的,是经过中国特殊政治氛围孕育的政治运动.自战争以来,政治运动开始萌芽,戊戌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都是典型的政治运动.由于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犯,中国的政治运动并没有真正在统一领导下开展.尽管辛亥革命算得上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但是它本身具有先天的不彻底性.王蔚在占据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把政治运动纳入到学术视野中来界定和规范.继而她认为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就时间段划分而言,应该是从1949年到1978年.而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则处于准政治运动时期.这是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政治运动逐渐归隐.
王蔚多次引用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观点,同时借鉴有关现代化的理论,提出政治运动的具体含义,并对中国当代政治运动的发展流变、类型、特征、模式和功能以及相关概念作了深入的阐释.另外也对准政治运动时期的社会形态作了清晰地梳理,同时对政治运动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王蔚认为,政治运动的概念应该包含这些意思：“政治运动首先是指政治领域里发生的一种政治活动或政治行为；政治运动的主体是包括政党在内的多元主体；政治运动的客体是某个政治问题；政治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利益；政治运动的过程是有计划性和组织性的.”[1]（P74-75）最后她由此得出结论：“政治运动指的是包括执政党在内的多元政治主体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所发动、参与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严密的计划性和组织性、有着大规模群众参与的政治活动或政治行为.政治运动是政治参与的形式.政治运动基本上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试错中摸索前进的产物,其影响及影响程度往往只是事后才为人们知道,如同我们从事一项建筑,只有建筑已经形成时我们才认识到我们实际建筑了什么.”[1]（P74-75）
政治运动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运作形式,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并没有像新中国前三十年那样频繁出现.西方学者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和历史,也没有切身的社会生活体验,外加史料的缺乏,不敢轻易妄加论断.所以,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准确的词语来定义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改革开放后,国家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内的言论也相对比较宽松,随着相关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政治运动才闯入王蔚的视野,并给出政治运动明确的含义.于是王蔚再次肯定地说：“政治运动是中国政治运作的一种独特方式.就中国政治运动的性质和地位而言,中国政治运动是一种过渡性的政治形态,确切地说,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形式.从现代化的发展来看,中国政治运动是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过渡性政治形态；从现代化的建设来看,中国政治运动是中国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实现政治现代化的一种路径选择”.[1]（P91）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所施行的一切政治行动有别于先前的政治运动,正如唐皇凤所言“在这种新的社会条件下,以阶级斗争为动力、以群众运动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治运动作为主要国家治理工具逐渐退隐,社会冲突基本上被‘法治’所规驯,国家开始把所有社会的治理日益纳入科层化的组织体系,并且通过具有可预期性的国家制度体系来平衡各种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利益关系.”[2]
二、历史、政治与文学的深层关系
在这里,有必要分清政治运动与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实质上,政治运动和政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政治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是相对于经济、文化等层面而言.法国政论家阿尔弗雷德·格罗塞给予政治这样的定义：“政治可以被界定为集体的领导人执行或用于自身,旨在控制、管理、引导集体的现在和未来的权力和力量的集合”.[3]（P3）政治运动则是相对于社会运动、群众运动等层面而言.政治运动从属于政治,政治指挥政治运动的一切.无论政治还是政治运动,之于公民,都是处于参与和被参与、服从与被服从当中.
政治运动与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些有着独立的政治立场或者保持清醒头脑的作家在自身的创作生涯中,不会逃避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从国外来看,大批逃离前苏联的作家,他们追述被政治迫害的苦难生活经历,寄托对儿时家园的深切怀念,以批判的眼光把自身的不幸遭遇归咎于极权政治对他们的压迫上.用奥威尔的话来说,越是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越能够积极地参与政治斗争,同时,从中也保持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判断,完善个人的独立人格,以至于不受到极权政治带来的精神伤害.作家巧妙地通过文字来表述他们的伤痛,以抒情文学的形式抵抗记忆的遗忘,去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政治之于文学,理应成为被表述的对象,尤其应该为那些受到极权政治迫害的人们呼唤一种迟到的正义.
英国著名评论家奥威尔在他的短暂一生中,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来考量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两战”不仅使他看到了政治给予人类带来的灾难,同时也意识到这场灾难并没有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终结,相反,还会变得更为严重.奥威尔清楚地知道他自己在思考什么,需要持续不断地坚持什么.在他的眼里,“最想做的事情,是使政治性写作也成为一门艺术.这是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到党派偏见和不公.当我坐下来写一本书时,我并不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艺术作品.’我写它,是因为有一个谎言需要我去揭穿,有一些事实需要我引起公众的注意,我最主要的考虑是得到倾听.不过,假如在写一本书的时候,或者为杂志写一篇长文章的时候,我不能同时得到一种审美的体验,那我就不会去写它.”[4]（P415-416）由此在奥威尔看来,写作政治,不仅是一种对政治谎言的揭示,也是一种审美愉悦的体验性写作.奥威尔关心种种政治与社会制度、文化、人性以及与文学的关系,让我们看到了奥威尔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取向.他承认所有作品都有其政治的一面,同时他也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远离政治’这样的事情.所有的事物都是政治事物,而政治本身则是谎言、遁词、愚蠢、仇恨和精神分裂的积聚.”[4]（P359）
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同样以生命意识和人道情怀关注人类的政治生活,强调人应当承担公共责任.在阿伦特的《论革命》《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已经阐明了她的政治观点.在她的政治理论阐释中,始终是以一种悲悯的眼光看待和思考一些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历史事件.然而,阿伦特在把持自己的观点时,始终是把革命的现实意义作为出发点.革命牵涉到政治的自由言论,但是真正的革命可能产生自由,也会产生出乎意料的结果——成为被奴役的对象.雅斯贝尔斯在以哲学家的身份见证了二十世纪前半期纳粹极权意识形态给人类带来灾难.在他的特殊生活中,他以坚决的态度和果敢的勇气对抗集权统治者野蛮、卑鄙行径,强调人的普世价值,人性的存在意义——因为人的生命是从存在的意义上获得价值.萨特的政治观见诸于他的系列论著中.不过,在我们看来,他的政治观点更多地从他的文学批评中找到佐证.
文学对政治运动的反思不应是纯粹的思想说教,而是艺术的自在呈现与展示.真正美的文学是通过审美艺术来仿真政治权力给予人类带来肉体和精神创伤的艺术化写作.这在欧洲二十世纪的大批创作中都能找到相应的例证.作家不仅见证了大屠杀给他们带来的恐惧,更具有诗意的是,他们从文学中去寻找大屠杀*出人的内在心灵世界,考量人性的真正存在意义,进而走出历史灾难的阴影,重振生活.同样具有相似历史背景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也在20世纪80年代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体察.但是,这时期文学对感伤的强调严重损害了文学的审美艺术特性,作家过分强调了政治情感的倾向性,忽略了艺术作为文学必要的内质.“从作家的感情、经验到作品的创造与诞生,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不是感情的和盘托出与直接暴露”[5]（P27）,而应该是建立在时代背景和政治话语的基础上,揭穿政治的谎言给人类带来的伤害,由此引起公众的注意和警醒.同时,作家更应该通过创作优秀的作品实现对人类基本价值目标的维护,而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以沉重的倾诉和愤怒的发泄表达对社会对历史的不满.
需要理解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在处理政治运动与文学的关系时,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叙事模式.“一九九○年代后,文学利益的重新分配与国家权利、社会利益的演变呈现为同步现象.在社会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通过市场经济方式的合法程序,新的权力、利益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文学也开始了政治蜕变：渐渐告别传统政治,而以商品化、市场化的方式支持了文化商业意识形态的泛滥.”[6]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大体出现了世俗化、庸俗化、市场化的倾向,但却跨越了政治化的书写.王晓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表示担忧,认为创作“是一种创伤性的记忆,一种对于公共生活的不由自主的回避”.[7]（P149）这种担忧表现出了批评者的忧患意识,也从某种程度上指出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总趋势.
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大部分小说仍然以一种冷静的叙述姿态书写当代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发出深刻的反思.当然,他们没有单纯地去表现政治,表现政治的当代意义,而是在体验生活的基础上,以人性的道德关怀、犀利的批判眼光审视已经被遗忘的政治运动给人带来的影响.当代政治运动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这一连续的政治运动对广大中国人民来说不仅造成了肉体的伤害,而且更是一种精神伤害的延宕,在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中,我们看到大多是作家对这一不正常运动的激烈批判和申诉,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叙述中,我们能够清晰地辨识到,这一激烈批判和申诉已经被消解.他们更倾向于以艺术化的审美标准去从事这一时期的历史写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伤性写作是一种既体现人性多层面的价值,又关注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密关系的写作；既不忽视艺术的深度挖掘,又不逃避历史的规约的反思性写作.
三、反思当代历史与政治的小说叙述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转型期.在中国特定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影响下,文学的庸俗化倾向也逐渐呈现.不过,在文学转型的狭缝中出现了审美价值取向以历史反思为主导的,体现出具有鲜明现代意识为主要特色的民族文化品格的小说.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多受到后高等教育的熏陶,具有比较扎实的文学功底,他们站在历史反思的立场上,以当代政治运动作为文化资源,创造出具有独特主体意识的作品.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作为特殊的政治文化现象纳入文学的艺术审美世界,源于作家熟悉的生活现实经验和真切的情感体验,明显带着民族国家的记忆和人性的彻底反思精神,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独特的叙述姿态.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环境影响和西方鱼龙混杂的文化浸入,造成了一些人对西方价值理念的盲目崇拜.一些敢于冒险的有识之士受到西方文化观念的影响,脱离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束缚,去接受一种异质文化.东方古老的神秘想象正在遭受市场化与西方式的现代化的解构.毋庸讳言,市场经济发展为文化发展带来了活力,影响并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一些知识分子抵挡不住市场经济带来的诱惑,逐步放弃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人格价值立场,“现实生活的大变动,改变了人们以往恒定不变的生存方式和精神要求,以市场运作为主要机制的大众文化生产方式,重构了既有的文化一体化形态,它即以满足大众文化需要作为目标,同时又以新的文化内容再造、改变、诱导了大众和社会的文化趣味及追求.”[8]（P39）
不过,在这种文化多元化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学与文化的选择再也不唯西方文化马首是瞻.文学的价值取向,更多的转向传统文化.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思考与审问,对整个20世纪中国遭受的灾难与创伤的考量,这成为大多数作家创作的主要文化资源.“1989”年是一个具有历史隐喻意义的文化时间,在这个时间刻度的前后,人们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日常行为方式.“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转型,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的文化格局,并使之呈现出相对的多元、无序态势.由于某种意味深长的政治和文化表征,90年代不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阶段.置身于剧烈的社会、文化调整之中,由于与社会环境、时代氛围天然的血缘关联,90年代的文学传达了更为繁复微妙的时代信息,并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美学特征与价值取向,呈现出丰富、含混以及多元化的景观.”[9]（P564）同时西方的开放理念、文化观念、日常生活思维逐渐打破了中国人深受政治压抑和束缚的定势思维,人们日常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并且以跨越式的速度向纵深发展.这种现状一直延续到新世纪,并深刻地影响到后来的作家创作.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作家以非凡的想象摆脱现实世界的羁绊去重构精神的空间,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比如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于光远《中的我》、韦君宜的《思痛录》等等,作家通过对自身经历的“反右”和“”时期经历的忠实记录,为后来者提供必要的历史参照.他们以个人回忆的形式记载了历史对他们造成的苦难,这不仅在市场化语境下保留了一份历史的遗产,也是他们对人生前半生的一次生命总结.他们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并站在个人的立场来反思这段历史,或许带有个人的情感色彩.但是,这些沉重的思考是一笔不能抹杀的精神财富.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笔触聚焦于1949—1979年的政治运动.更远的是,还有一些作家把笔墨伸向整个20世纪的历史叙述,再现了20世纪的风云变幻,感受国家民族发展历史遭受的挫折与屈辱.他们认为只有记住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记住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给人们带来的灾难和创伤情景,才会从不幸中反思历史,才会给予国家民族提供继续发展、繁荣的希望.“当一场不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给知识分子个人命运带来磨难和挫折时,对个人伤痕的书写并不意在导向一种对国家的怀疑,而是无处不体现出一种关系民族国家的整治无意识.”[10]（P79）
作家心态与作家的现实生活语境密切相关.它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或创作某一作品时的心理状态,是作家的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艺术追求等多种心理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由客观的生存环境与主体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1]（P2）中国的发展只有从自身的优势和不足中去寻找答案,在不足中改进,才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民族复兴梦.记住这段历史,就是迈向未来,就是实现个体的价值和美好梦想.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在作家的想象世界中,既是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是文学创作的文化富矿.作家以自身对过去历史的体验或感受,结合现实语境下的人生经验,以个人化的叙述历史的方式,去展现政治运动的必然文化逻辑,*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作家的责任,也是义务.
四、当代历史与政治内化为一种文学的体验
反思政治运动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创伤,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些作家的情感纽带,成为他们寻找精神故乡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具有童年经验和深受政治施压的作家会在自由的政治语境下书写历史的精神创伤,也正成为作家的一种生命表达途径.因为从已经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看,幸存者的创伤性叙述已经成为自传写作的一种形式,所谓“见证叙事”[12]（P251）的由来就在于此.像维塞尔的《夜》以及普利摩·里瓦伊的《如果这是一个人》就是著名的见证叙事作品.欧洲的这类文学作品在书写欧洲的政治事件中,除了见证叙事的文学创作以外,还存在很多想象性的创伤性记忆的作品.这与见证叙事的文学作品比较起来,就没有那么真实和可靠,但是却充满一种文学艺术的想象力和审美特性.
创作主体不仅追求一种艺术真实,还能够艺术地把读者拉近历史现场,让读者从中感受那段历史,进而意识到这种文学书写的公共意义.“创伤记忆对于群体认同的意义在于,‘藉以建构文化创伤,各种社会群体、国族社会,有时候甚至是整个文明,不仅在认知上辨认出人类苦难的存在和根源,还会就此担当起一些重大责任.一旦辨认出创伤的缘由,并因此负担了这种道德责任,集体的成员便界定了他们的团结关系,而这种方式原则上让他们得以分担他人的苦难.’与他人分担苦难记忆帮助社会扩大‘我们’的范围.”[12]（P276）
当然,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中,一些充满智慧的流亡者,在难以找到思乡的归宿时,往往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自己苦闷、孤独而又感伤的情调,以此“修补被异化的空缺”.于是梦想的家园、故乡与异域的生活体验,很自然地进入作家的视野.“流亡既是流落中的痛苦,也是跳跃进入一种新的生活”[13]（P285）,流亡者也是在跳跃进一种新的生活中企图填补难以愈合的鸿沟,同时,流亡也通常作为流亡者文学表述的主体,因为流亡本身充满诗性的隐喻.从二十世纪前苏联的流亡作家诸如纳博科夫、布罗茨基以及卡巴科夫的思想库中,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记忆的*学”.在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玛利亚》《功勋》以及《参观博物馆》各种文体的作品中,充斥着浓郁的怀乡情结和感伤情调.
把当代政治、历史纳入小说进行审美体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的一种叙事姿态,是历史话语表述的有效方式和途径.无论是土改、反右,还是大跃进、等政治运动,都成为20世纪90年以来作家的一种无形的文化资源.新时期初期,王蒙、鲁彦周、张贤亮、从维熙、陆文夫等作家,都通过沉淀苦难的生活体验,写出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他们的“反右”题材作品在对政治运动给自己造成的伤害发泄不满的同时,更多的是带有自责,对党和国家深表忏悔.在有关土改题材的历史书写的文艺作品中,相比丁玲和周立波的两部土改作品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土改题材小说写作更能体现作家的艺术旨趣和价值取向.尽管有很多作家是作为非亲历者的身份进入文学叙述场景,但是,这些作家即使没有亲眼见过土改的历史现场,他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获取历史素材和感性经验.同时,他们在创作这些历史题材时,更能够客观地呈现历史政治运动的本来真实面目,更注重对创伤记忆的艺术审视,避免了政治情结的纠缠与干扰.
任何一位著名的作家,他总是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体验.著名华文作家严歌苓对自己的创作有过这样的表述：“我做过这样的梦：我和童年的自己并存,我在画面外观察画面中童年或少年的自己,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的一颦一笑；她或者聪慧,或者愚蠢可笑.当童年的我开始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一个过来人,告诉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14]（P1）她认为在她的小说中,作者与书中的主人公就很像成年的“我”和童年、少年的“我”在梦中的关系.这里,严歌苓无疑是在谈论童年的体验对她后来创作的深刻影响,但是童年的“我”又与成年后的“我”又有很大差别.无论是在严歌苓的长篇小说《穗子物语》《陆犯焉识》,还是《第九个寡妇》,严歌苓都以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对历史作出了文学性的表述.
朱寿桐在论及文学与人生时,提到了英国小说家格雷安·格林的观点,认为青少年时代的社会生活体验之于文学家要比成年以后的体验更为有效,它将成年以后的文学创作的有效经验设定到人生的前20年.[15]（P142）反过来检视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小说创作,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很多小说创作的取材都是倾向于1949年到1979年的历史题材.作家把主要的精力建构到政治运动时期的历史画面上去,企图从中去寻找童年的记忆,去重新体验、感受动荡岁月的社会生活和人生世界,确立个体的主体性.
“儿童和少年时代的经验也许并不一定决定一个人的前途.但是这些经验至少磨尖了——或者磨钝了他的感受力的某些刻面；它们使得他对后来生活中的某些遭遇特别敏感或者容易受到感染；它们修整了使得有些种子比较容易生根的土地.”[16]（P12）同样,这一观点也适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作家对政治运动的文学叙述.当然,作家在进行当代政治运动的文学表述时,也不是一味地把童年时代的生活体验全部搬入到文学的阐释与叙述中,而是在对已有社会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成年的生命体验,修整那些容易进入文学表达的土壤,时刻注意到对内心体验的辨析和表达.
需要提到的是,尤凤伟在创作长篇小说《中》时,尽管他是以非亲历者的身份进入到历史现场,但是,我们丝毫不怀疑这部小说体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小说通过具体人物的生存命运,来反映了政治运动对这些人带来肉体和精神的伤害,以虚拟的文学历史通过四个部分的布局来展示四个受迫害分子的生活场景,真切地表现了历史现场人生命运的把持与左右.另外,中篇小说《小灯》中地主女儿小灯与贫民土改积极分子胡顺的关系颠覆了我们的思维定势,最后胡顺以牺牲自己的代价来挽救了被地主们的生命.尤凤伟在谈到创作时,深有感触地论述到：“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依赖是缘于这些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形态以及国人生活境况的影响深重,难以忘怀,甚至刻骨铭心.只要回想到某一时期（事件）,那个时期的特定画面便跃于眼前.如抗战时期的挖地道端炮楼、土改时期的分田地土豪游街、‘’时期的‘红海洋’打砸抢.当然,还有在各个时期都不可或缺的苦难与血泪.做为‘镜子’的文学应将历史的画面记录存真,这也是作家的职责所在.”[17]
莫言说“童年的经历和经验对我以后看问题、搞创作是有很多潜在的影响,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潜意识里不知不觉会回到童年的状态”[18]（P177）.当前莫言对文学的体验是最有发言权的作家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深的层次还在于,他们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了他童年时代在家乡山东高密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对“”的真切思考和审美体察.像苏童、艾伟、余华、毕飞宇、东西、刘庆、沈乔生、裘山山、李冯、魏微、胡廷楣、里程、马以鑫、黄蓓佳、叶兆言、潘婧、铁凝、李西闽、李锐、王安忆、贾平凹、范稳、林白、刘醒龙、杨争光、杨显惠、方方、范小青、从维熙等作家的相关小说,都是以历史的创伤记忆为线索,展示个人社会体验和对历史的认识,作出个人的价值判断.“回忆既是向过去的沉溺,找回过去的自己,更是对现在的‘我’的确证和救赎,是建构此在的方式,从而使回忆在根本上关涉的并不是过去之‘我’,而恰恰是此在之‘我’”[19]（P9）.这些小说通过回忆的形式审视个体的成长,以现在的“我”去触摸历史的“我”,从而获得一次童年体验的审美感受,更能揭示出当代政治运动与文学的深层关系.
文学创作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不是照相机式的复制,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从主体自我意识的结构序列中去重构已发生的历史,还原历史的现场和某些细节,并以现实生活体验为基准去串联已发生了的历史碎片,加以艺术化和审美化.正如有的评论者指出：“任何伟大的小说都指向一种历史,这并不是说小说就是历史的附庸,而是说,小说本身的宿命已经决定它必须与历史纠缠在一起,它从历史中起源,以历史为对象,最后创造历史并成为历史的一部分.”[20]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创作过程中,文学创作已经不是被制度化、政治化,相反,文学创作是把已经发生过的政治运动作为表述的对象和艺术呈现、思想传达的载体.历史在不断向前发展,曾经发生的政治运动正在被反思和叙述,并且会永远被现在或将来的作家反思和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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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济平
上文结束语：此文为适合不知如何写写作姿态和政治和年代方面的政治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政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20世纪90年代中国都市电影的幽默化表达方式 电影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和人民生活的艺术体现 不同风格的电影、不同流派的电影的产生绝不单单取决于电影本身,它都和当时的社会形态、文化背景以及政治因素息息相关,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都市电.
2、 政治宣教、大众教育和社会公益20世纪30年代作为社会特殊场所的电影院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尤其是1 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 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面对日本不断升级的武力侵略.
3、 论莫言20世纪十年代小说语义的极限实验色彩 莫言在语言上极限式的实验色彩首先与他天马行空、无所依傍的创作观念和自由心态有必然的联系,他“痛恨所有神灵”的亵渎精神和自我意识使他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剑走偏锋,对传统的语法、语义、.
4、 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农业改革和国家干预 摘要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英国农业面临农产品下跌,市场滞胀以及农耕地区损失严重的问题 政府放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转而用进口限制、农业补贴以及市场规范……措施对农业进行国家干预 虽然受若干因.
5、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藏族神话述评 摘要藏族神话研究主要分为“类型、母题与特征研究”、“创世神话研究”、“原始宗教神话研究”以及“英雄神话研究&r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