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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20世纪上半叶（1900-1946）的全国汇兑市场在繁荣的商贸刺激和国民政府经济政策的支持下发展、侵略战争中被破坏,它不断经历动荡变化,并同时努力使自身达到平衡稳定.20世纪上半叶的国内汇兑市场主要经历了下列三个阶段：20世纪20~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汇兑市场的形成；抗日初期（1931-1937）全国汇兑市场的混乱与分割,此阶段的汇兑市场可根据其汇兑路径大致分为,一是沦陷区与内地的汇兑（此处沦陷区不包括口岸）、二是口岸与内地的汇兑；再至1937年后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汇兑市场的形成.由于国内汇兑市场是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汇兑市场中心的变化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金融市场中心的变化.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全国汇兑市场中心变化 上海 重庆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8）07-140-03
内汇是国内异地间发生债权债务关系者为避免现银运输,由银行、钱庄或其他金融机构借由汇兑票据*清算交易的一种资金调拨方式.20世纪上半叶的全国内汇市场（1900-1946）是近代中国长期以来衡量金融市场、国家经济、地区商贸的一个重要指标,其动态变化对于我国经济金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近代中国内汇市场概览
清代中叶,中国就已经初步形成依托钱庄、票号等机构的国内汇兑网络.近代以来,以第一次战争为始的系列侵华战争,迫使中国国门大开,外国商品与资本借以涌入中国境内.一方面,广州、上海等重要沿海城市的开埠促进了商业贸易的繁荣,另一方面,商贸繁荣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资金流动、现代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建立也促进了国内汇兑市场的发展.且在1933年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之前,由于中国各地的通用货币不一,成色、重量亦是因地而异,货币的区域性及各地商业习惯的不同给全国性贸易、货币价值结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也引发了复杂的货币兑换行市.中国近代的内汇市场就在国内国际诸多因素的刺激下逐渐发展了起来.
20世纪20~30年代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国内汇兑网络,较大程度上便利了各个商埠间的款项划拨,促进了国内商贸的发展.但同时由于该时期各地货币制度极不统一,且由于交通运送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通汇的繁复与困难；再加上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南京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内迁,上海沦陷,金融市场受挫；同时沦陷区域内日伪积极筹备对华货币金融战：例如成立“蒙疆银行”,发行“蒙银券”,排斥法币以吸收战略资源等措施；以及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严格的经济封锁等等使得原本已稍稳定下来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汇兑市场面临崩溃.
1937年后,随着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各金融机构也纷纷迁往重庆,例如当时主要负责联络国家银行资力的四联总处,也由汉口迁渝,并在改组后成为战时“金融总枢机构”.大量的资金内流,使得以重庆辐射西南乃至整个国统区的汇兑市场初具规模.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以后,上海租借沦陷,重庆作为战时金融中心的作用更加凸显,成为此时期我国国内汇兑市场的中心.
二、20世纪20~30年代的国内汇兑市场中心
上海自开埠以来,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转移到此地.20世纪初期,上海作为口岸,其区位优势日益凸显：外商与外资涌入,进出口贸易日渐频繁,大量的资金流动促进了上海的发展,各银行、证券交易所纷纷在上海开业.与此时处于北京政府控制下的华北金融中心不同的是,上海远离政治和财政中心,其商业性更强,在国民政府时期加上政府助力,逐渐成为我国经济金融中心,并完善了全国资金汇兑网络.
上海成为全国汇兑中心着重表现在：所承接的全国汇款总额多、所占比重大；上海作为国内公共通汇行市的重要地位及申汇作为全国汇兑市场的标准等方面上.
20世纪20~30年代,全国汇款日趋向口岸城市.“查各地汇款状况,通商大埠之分行汇入之款多于汇出之款,内地各分支行则反是.”而其中大量汇款又主要趋向于上海：例如,1932~1936年中国银行对长江流域的内汇额大致占50%~60%,而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中汇入地为上海的汇兑额又分别为35554.6万元和43773万元,占长江流域汇款额的95.6%和97.8%,上海成为内地汇兑资金的集中地.
同时,上海作为北平、洛阳、济南、无锡、汉口、重庆、万县、广州等多个地区的直接汇兑区承担着由南到北的全国汇兑业务往来；且许多地区之间由于交通、战争无法发生汇兑,都需借由上海转汇.例如,重庆的土特产运往北平：重庆与北平并无直接汇兑行市,两地资金结算只有通过上海作为转划地；同样,天津与汉口两大国内区域性汇兑中心之间的货币交易也必须通过上海才能进行汇兑结算,即将汉口洋例折成上海规元,再转为天津银两——上海作为全国转划地的地位可见一斑.
上海作为全国的汇兑中心表现之二在于申汇实际上作为“全国通用”使用的地位上.申汇是“对以上海钱庄或商号为付款人、以上海规元为计算单位的汇票的统称.”代表着各地向上海的汇款,是一种埠际资金汇兑方式.由于上海经济地位的凸显,申汇流通范围扩张极广,各地根据自己的商贸需求买进卖出,逐渐形成了申汇买卖市场,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申汇不仅满足了商贸中对货币的需求,其类似于通用货币的性质更在1933年的废两改元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现有货币与改用的银元之间的兑换便是借助了上海规元,“在上海应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支付；如在上海以外地方,应按当日申汇行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份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正是因为申汇的纽带功能才使得当时中国的货币走向统一成为可能.
20世纪20~30年代,全国的汇兑中心是上海,同时在各地也形成了次级的区域性汇兑中心,如：天津、汉口、重庆等,共同构成了较为完善的国内资金汇兑网络.
天津,是华北门户,作为北方的主要汇兑中心,与北平、保定、周口、洛阳等多地产生直接汇兑联系.
汉口,作为“九省通衢”,充分利用长江航道,一方面接受上海辐射,一方面沟通下游地区,带动整个长江沿线城市发展,是内地的一大金融中心.与宜昌、贵阳等多地产生直接汇划关系.
重庆,处于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承接着长江中上游的上海与汉口辐射,是西南地区的金融重镇与汇兑中心.与成都、万县等地产生直接的汇兑关系.
统而言之,20世纪20~30年代,我国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汇兑中心,以天津、汉口、重庆等多地为地区性汇兑中心的全国资金汇兑网络.但同时由于我国各地货币并不统一,硬币的成色重量也有所不同,当时的汇水计算还要将国内的货币兑换率计算在内,其繁琐复杂增添了通汇难度,即使国民政府后来执行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统一了全国的货币制度,但偏远城市由于交通原因依旧不易通汇,真正全国性的汇兑市场尚未形成.
三、战时国内汇兑动态变化及问题
抗战发生以后,民心不稳,民间资金移动频繁,且由于国内本身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使得此时的国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随着战事的推进,上海沦陷,国民政府一方面努力维持上海作为全国的经济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考虑自南京败退到后方的经济金融建设.故此时全国的汇兑市场也随战事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变化之势,与原来稳定的全国汇兑市场有所不同：从起汇和汇往路径来看,我国的内汇市场可大致被划分为两个区域：沦陷区与内地的汇兑（此处沦陷区不包括口岸）；口岸与内地的汇兑；从汇款种类来看,因战事需要,军需政费汇款增加.而随着人口的大量内迁,民用汇款亦是增加.
（一）沦陷区与内地间的汇兑（此处沦陷区不包括口岸）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仅包括军事作战,还有一系列的货币金融战争,以此试图摧毁抗战大后方的经济金融体系.1937年12月,日军陆军部大本营制订了《否认现政府后的事变处理要纲》,要求在经济上“使抗日政权在金融上崩溃”.1938年7月,日本政府在五相会议上议定《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通过法币外汇,“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外汇,由此在财政上使中国现政府自行消灭.”为了达成此目的,日本大量套取法币,不仅在沦陷区内大肆收夺,更采取倾销的手段,试图从大后方获取.抗战前期,由于国民政府仍将国家的经济重心置于上海,对于后方的经济监管倾斜不多,导致了从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之前,大量法币由后方流向日伪区,为其操纵.
后来国民政府面对日本的金融侵略,采取了与日经济断交,限制法币流向沦陷区等措施.如1938年6月的《限制携运钞票办法》,规定“将法币运往各口岸前,须先将数量、用途及起运到达地点呈由财政部核准.”而由于战事延长,战局扩大,日本方面在1940年后期也逐渐开始限制从沦陷区流向大后方的商品.此间,沦陷区与内地的汇兑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这种停顿状态主要是战时封锁政策造成的.
虽然大量工厂已经迁至西南地区,资金等也作了相当数量的转移,但随着大后方人口增加,供给不足,加上原有经济基础设施不全,对资金的需求依然较大；况且迁往内地的部分公私机关服务人员,还须将薪金工资汇往沦陷区赡养家口,而此时却因汇兑停顿发生困难,或者只能承担高额汇水,由口岸转划.上述两个问题为此时内地与沦陷区通汇的困难地方,后经由四联总处统筹,汇款由当地四联分处核汇,予以便利,才稍稍有所改观.由此可知在沦陷区与大后方仍然存在着少许的汇兑往来.
（二）口岸与内地间的汇兑
抗日战争之后口岸与内地间汇兑情况可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探讨,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到太平洋战争之前；二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至抗战结束.
在第一时期内,由于沪港及沿海等口岸地区经济活动比较自由,资金一经流往,即可购买外汇,容易造成资金流失或导致投机交易频繁使金融不稳而影响抗战.故国民政府对汇往口岸以及携带钞票出口都严加管控,其管控办法以数量限制为主：即四行对于汇往口岸款项,凡商业汇款及个人汇款,每户一律1000元为限.后四行为防止日伪利用法币转套外汇,对于口岸汇款,更改总额限制办法,即规定每行承汇数额,每日以法币2000元为限,每月总额不得超过50000元.如在沪交付汇划,每日以5000元为限,每月总额不得超过12万元.而其对于个人汇款限额,更是紧缩至数十元；商业汇款,除极少数仍交法币外,一律在沪限交汇划.
这种数量限制办法,不问用途是否正当,一律按要求照办.抗战初期,在欧美的庇护下,上海虽沦陷但其经济环境的破坏程度远小于其他战区,在日军尚未占领的租界区域内,各业照常进行.由于后方的工商百业仍需要口岸的资金、原料、机器以及民用物品的汇往,内地工业对于上海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所以仍然要求有资金往来汇兑.但自国家银行的汇款款额限制后,只得依赖于商业银行.口岸兑换求过于供,申港汇水提高,加重了往来的物资成本,一定程度上造成大后方物价上涨.且由于国家银行把控限制,导致黑市膨胀,不利于国家经济金融稳定,故国民政府又采取相应措施以方便口岸商汇：内地商人向口岸进货,凡符合于规定物品范围的商货,得向当地四联分处申请汇款.即是：在进货寄出以前,现将运送货品的名称、数量、价值等报于当地四联分处并申请内运货价准汇单.该分处准许后,即刻通知运货口岸的四联分处登记,口岸售货商接到订货单起运货物以前,将报于当地四联分处,验明货品,再给予起运说明书,与货物一起寄往内地.以此来便利通汇.
在第二时期内,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沦陷,国家银行撤离,英美银行停业清理,口岸与内地汇兑又成停顿状态,只有少许商业汇兑往来.
由沦陷区（此处不包括口岸）与内地间的汇兑、口岸与内地间的汇兑可看出,受中日金融战争、战事封锁、商业银行与黑市哄抬申港汇水、外汇等多重因素影响,20世纪20~30年代所形成的由上海为中心,天津、汉口、重庆等地为次一级中心的全国性的汇兑市场已不复存在.
四、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汇兑市场
在全国性的汇兑市场面临崩溃时,重庆作为原来区域性汇兑中心的作用,伴随着国民政府1937年11月的迁至及全国金融中心西移得到增强.重庆作为大后方汇兑中心的地位逐渐凸显.
首先重庆本身具有一定的金融实力来承担大后方的汇兑.自重庆1891年开埠,其交易范围逐渐突破西南片区,走向世界.商业贸易的繁荣、日益增强的资金流动都促进了重庆作为区域汇兑中心的形成：在抗战爆发前,重庆与上海、汉口、成都、贵阳、沙市等都有直接的汇划联系,事实上此时的重庆与天津、汉口等城市并列,构成了我国战前全国汇兑网络的次级中心.且重庆承担汇兑的金融机构在西南地区相较而言也是比较完备的,“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实存华资银行164家,西部地区的新式银行总行仅25家,分支行191处,然而,就在这极其微弱的新式银行中,重庆一地却有13家（包括北碚、江津、荣昌、垫江的农村银行在内）,分支行93处”,在西南地区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大后方的汇兑中心要求更加完善的金融网络.自国民政府迁入后,采取了许多措施进一步完善重庆的金融网络、基础经济建设：例如,1939年四联总处的改组,由原仅指导和联络业务的机构转而成为战时经济与金融政策的总枢机关；同时随着重庆政治地位的提升,其吸引了不少外地银行前来投资,“北四行”、“南三行”纷纷来渝开业.尤其是（下转第143页）（上接第141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部明确令“全国各商业银行,凡总行或总管理处在沦陷区的必须移设后方,指定重庆、昆明、桂林三地任各行选择.”这一命令的发布更加促进了沦陷区银行内迁至重庆.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内,内地汇兑趋势是：军事汇款大都是由武汉为起汇点汇出,普通汇兑均是由战时及邻近战区汇入内地.自武汉、广州相继失守,进入抗战相持阶段,内地汇兑趋势为之一变：军队饷款及赡粮资金、党政机关经费及战区活动费、战区难胞救济金、抢赡战区物资款项、各地国营或公营事业之创业设备费及营运资金等款项,均是以重庆为起汇中心点,汇往前方及分散各地.同时因战事已进入相持阶段,民间资金由前线向内地移动者,已渐稀少,由内地向口岸或原地移动者,反见增多.所以普通汇款,与军政汇款相同,均以重庆为起汇中心点,汇往前方再分散各地.
重庆内汇市场在抗战时期也得到进一步扩展,例如,“1943年5月,重庆各行庄向国内城市如成都、昆明、广东、上海、西安等地汇函资金4.81亿元,同期由外地汇入重庆的为3.72亿元,当月共计调动资金就达到8.53亿元.”
此时形成的以重庆为中心的汇兑市场,与20世纪20—30年代形成的以上海为汇兑中心的全国性汇兑市场有很大不同.其不同不仅表现在通汇区域（前者是全国范围,后者主要是大后方及前线）、通汇种类（以重庆为汇兑中心的汇兑往来中,大宗军事汇兑占有很高比例,而以上海为中心的汇兑市场多是民间和商业汇款）上,更表现在其形成原因及发展过程中：以上海为中心的汇兑市场发展时间较长,形成原因一是由于特殊的区位条件,二是由于国民政府的直接控制；以重庆为中心的汇兑市场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推进建成的,形成速度快.此种区别与抗日战争爆发有很大关系：国民政府需要举国之财力共同对抗日本侵略,故要求发展统制经济,再加上国民政府自成立之初就要求形成对全国的领导,尤其是对经济命脉的控制,所以,以重庆为中心的汇兑市场在自由汇兑上有一定的局限.且由于不能自由汇出,市场自然发生黑市,商业银行见其有利可图也纷纷参与,导致黑市日渐抬高,申汇黑市最高会达每100元收费60余元之多.申汇高昂,导致口岸汇内地的升水上涨,四行又并未依照市场规律操作,导致奖励资金内移的作用收效甚微.同时由于内汇黑市与四行收费相差过大,商民辗转套汇取利的事件常有发生.这些问题都是由四行对口岸汇款的限制引起的,不利于国家汇兑稳定、资金集中及大后方的经济建设.
重庆作为内汇中心大多出于战局考虑,故其具有短暂性、临时性.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全国的汇兑中心也迅速向东移动.
虽然重庆作为战时内汇中心有政府出于抗战主导经济的局限,但也正是国家的积极干预才使得短时间内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汇兑体系：围绕起汇点重庆,较为有序地汇往前线再分散各地；同时由口岸等地汇往西南片区的款项也得以汇入,不断补充后方补给,以支持前线战事,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五、结语
20世纪上半叶的国内汇兑市场前期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重庆、天津、汉口为次级中心的全国资金汇兑网络；后抗战爆发,由于国统区与日伪区的经济封锁及战争造成的交通不便,我国的内汇市场被分割瓦解,根据汇兑路径来看,可分为：沦陷区（此处不包括口岸）与内地间的汇兑、口岸与内地间的汇兑；1937年后,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又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资金汇兑网络.
国内汇兑市场是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上半叶的内汇市场中心由上海转移至重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金融市场中心的转移.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资金汇兑网络虽有政府扶持,但长时间以来其多是自然形成.它的形成不仅便利了全国范围内商贸往来、促进各地的区域联系,更体现了近代中国金融市场的起步.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汇兑体系,相较之下更多是在政府积极干预下形成的,反映了战时统制经济的性质.尽管具有短暂性和临时性等特征,但其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为重庆这个西南城市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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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含弘学院历史学系 重庆 400715)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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